Hong Kong Politics Archive: 曾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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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6月20日星期一

曾澍基：歷史吊詭與民主回歸

http://www.sktsang.com/ArchiveIII/Tsang940620.doc

民間團體促進民主政制聯會，《民主十年專輯》，1994年6月20日。

民主的最大化與最優化

縱觀歷史長河，民主化是個浩蕩的大趨勢：獨裁、專制難以持久，若不更新變革，累積的矛盾因素過了臨界點，將如狂風驟雨地突襲，把歷史推往更高軌道。

不過，中短期而言，歷史又充滿轉折，前進與倒退交錯：晚清到現時的一百年就是最切膚的例子。不少仁人志士，在爭取民主的過程裏付出了各種代價，部分未及目睹理想的成果，另些卻反過來變成當政者，自願或非自願地建立新的專制。更且，最民主的口號，背後卻可能隱藏著最極權的現實，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最慘痛的教訓。

比較穩定的議會民主制度集中在先進工業國家裏出現，是不無原因的。發展中國家面對種種的內外壓力及挑戰，連生存也可能成為問題，民主既非唯一目標，亦非萬能的手段，用先進國家的標準，它們自然難以合格。

不要忘記的是，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困境，是由帝國主義所造成的。中國差不多被列強瓜分了，怪自己之外，倒要怪外人。中國未能較快地「民主化」，帝國主義者必須負上責任。

歷史的教訓似乎是這樣的：(一)民主化只能在一定的現實條件和制約之下進行，陳義過高可能無效，或者帶來與設想對立的反彈；(二)特別對落後國家來說，民主是多重目標的其中一個，也是多重手段的其中一種。

換言之，單純地追求民主的「最大化」不會是最適當的路線。民主的「最優化」，至少應該考慮這兩種因素。

民主回歸的設想

上述是「民主回歸」取向的一個基本出發點。香港的九七問題所針對的：乃非殖民地化(回歸)的解決：但它也創造了「契機」，使香港可以在民主和改革方面，踏出一大步。「契機」的主要前提，在於中國有主觀的誠意及客觀的需要來推行「一國兩制」。「契機」的重要後延效果之一，是香港實驗對中國發展的示範效應。

「民主回歸派」的設想，集中於前提與後果的反饋，形成所謂「中港關係的良性循環」：在互信的基礎上，擴大改革(包括但不單是民主改革)的空間，以及吸收各自經驗的可取部分。這類相互影響應無強制性，也不屬甚麼「和平演變」的陰謀或陽謀，因為香港和中國都同時在變，並沒有既定藍圖要加諸對方。

「民主回歸派」當然認識到：中港的關係不是完全對稱的。中國乃中央政府，香港將成為「特別行政區」─地方政權；中國的歷史包袱、制約和任務異常複雜；相對之下，香港的問題可算是「小兒科」。在推進香港的民主化的過程裏，這些複雜的「國情」和因素應詳加考慮。

說到底，民主只是整個中港發展公式裏的眾多變數的其中之一，沒有必要在短期內把它推至「最大化」的、義無反顧的極端。長期的「民主最優化」可能比短期的「民主最大化」更切合中港發展的最終利益。

民主回歸的沒落？

民主回歸的落實，需要一定的主客觀基礎。八四年的中英聯合聲明及其後的兩三年，某種良性循環似在運作；但八八、八九之後，形勢開始逆轉。主觀而言，中港的互相了解及諒解的底線迅速暴露；「六四」又把溝通的規則搗爛。九O、九一的「蘇東波」、九二年的「肥彭旋風」，都進一步削弱了民主回歸的基礎。

一些對中國國情素來缺乏認識的人士走上了歷史前台，另些對民主回歸只有口頭承諾而無任何真情的受不了現實選舉政治的壓力，也移入了香港本位的角落。「六四」驚情未了的中國保守派，潛藏的「君臨天下」心態不斷展露，作威作福的取捨中偏向重壓。於是，良性循環開始演化為惡性循環。最後，可能只有用政治角力來解決。這個局面是筆者極不願意見到的。

歷史歸位的選擇

筆者並非中共的同路人，對其不少作為亦無好感，但從中國整體長遠發展利益著眼，始終希望它能自我改革更新，減低振興中華的代價。俄羅斯與東歐的轉折，前共黨勢力在波蘭、匈牙利等國家回朝，提供了不容忽略的啟示。中國人民受苦太久了，能否再邁向「盛唐」境界？過程中可不可避免腥風血雨？是民主之外的重要課題。雖然「民主回歸」路線現時飽受衝擊，我依然未有放棄希望。

然而，歷史歸位，各有自由。不作「忠實反對派」，可實行「公民抗命」，甚或公開地反叛、革命。活動可在建制(議會)內，或建制(議會)外進行。不過，理想與現實的各種矛盾，手段與目標的貫徹性，適宜清楚地考慮，而大多數中國及香港民眾的福祉，應放在最高位置。

1992年12月2日星期三

曾澍基：香港成為新冷戰的磨心

《明報》〈論壇〉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日

隨著蘇聯與東歐共產主義陣營的分崩離析，二次大戰後持續了四十多年的「冷戰時代」終告結束。不過，一場新的、規模較細的冷戰似乎又巳開展。戰場的一方是中國—世界上剩下來的「共產主義」政權中，最有資格在未來成為「大國」甚或「超級大國」者，另一方則以美國及英國為主將。

新冷戰還在形成階段，並未定型。到目前為止，與舊冷戰比較，新冷戰不但參與國家的數目少得多，而且壁壘看來亦不分明。經過十多年的改革，中國巳確定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擺脫傳統共產主義的格局；況且，跟前蘇聯不同，她毫無「消滅資本主義」的野心或能力；相反地，她還跟資本主義大打交道。表面上，英美所針對中國的，也非制度性的矛盾，而在於「六四」、人權及自由等問題，以至貿易的摩擦。「新冷戰」是否言重？

或許是，或許不是。戰後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對壘的經驗，可能迷濛了我們的視野。在歷史的長河裏，國際爭鬥源於權力角逐遠多於制度或意識形態的對立。說到底，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權力之戰而非制度之戰。挑起二次大戰的德意日，她們的「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與社會制度關係不大，主要乃國家、民族、權力擴張的一種極端形式。舊冷戰的制度性對抗屬例外，不屬常規。後「冷戰時代」的國際關係，大概正在回復常態。

美國的國力明顯地處於長期的下降軌道，克林頓實難扭轉乾坤。文化的個體主義和相輕傾向，以及蘇聯和東歐突然崩解所帶來的後遺症，又對本來大有前途的歐洲一體化投下愈來愈濃密的陰影。廿一世紀是「歐洲世紀」？「太平洋世紀」？還是「亞太世紀」？投資者開始以行動來表達他們的意見。

西方遲早提出「黃禍」警告

日本在戰後短短數十年，從敗將之身躍升為世界一等經濟強國；國民黨退守台灣，苦心經營，現坐擁世界上最大筆的公共外匯儲備；而兩者都正在實行議會民主，自由、人權及法治等問題，西方置喙餘地不大。再來個中國，十多年經濟改革，縱有千差萬錯，其「漸進模式」成就非凡，不容否定；相比之下，俄羅斯和東歐的「大爆發」、「休克療法」式政經變革，效益與代價簡直不成比例。此外，還要加上南韓、香港及亞細安五國。亞太地區的經濟實力強勁，前景極佳，任何客觀的論者都會承認。

在這個世界經濟實力平衡的轉移格局裏，中國的地位顯得特殊。論發展水平，她目前還很低；但三個條件使她非常突出：(一)人口佔世界五分之一；(二)巳具備龐大的軍事力量，包括核武器；(三)對亞太區以至廣布世界的華人的文化影響。況且，江澤民十四大報告巳把九十年代的每年平均增長率從百分之六提高至百分之八或九；就這個驕人的指標，一般的憂慮不是它能否達致，而在於它會不會被大幅超越，引致經濟過熱和波動。趨勢持續下去，廿一世紀初的中國將出現小康局面，部分地區躋身中上發展水平之列。本星期的《經濟學人》周刊甚至預測，只要中國維持過往十四年的每年百分之六點五的平均增長率，到二O一二年—距今不過廿年，中國經濟的絕對體積便會名列世界之首！

很難想像，歐美的戰略家對後冷戰年代的分析，沒有把這些重要考慮包括在內。上述的是絕對數，人均產值自然不會那樣驚人。不過，如果中國現時的政治集權制度在未來無大改變的話，作為衡量政權實力的指標，絕對數肯定比相對數更有意義。無論如何，世界上人口最多、歷史文化最悠久，而又坐擁摧毀性武器的中國，在長期上升的經濟軌道上邁進，無疑將是影響廿一世紀國際形勢的關鍵因素之一。看來，遲早會有西方的政論家公開提出「黃禍」的警告。坐大的中國會否報卻個多世紀的屈辱之仇，可能成為憂慮的焦點。

西方的對策主要應分為兩方面：(一)政治上催化集權制度的變解；(二)經濟上促使中國進一步溶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之內，提高其倚靠性；從而減低中國可能出現的敵意，加強對她的掣肘。此外，部分深思的戰略家會認識到國際爭鬥本質上是權力之戰而非制度之戰，就算中國徹底演變為資本主義制度，實行議會民主，爭逐不一定可消除；從有色眼鏡的背後來看，情況剛好相反，資本主義與議會民主會使中國更為強大，更難對付。故此，最佳的策略是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削弱中國，形勢許可的話，甚至分解中國。

中國的當權者肯定有相反的考慮。經過百多年的屈辱、幾十年的折騰，經濟起飛的局面得來不易，部分官僚要論功行賞，另些死抱教條不放，堅持特權而拒絕政治改革實不奇怪。當然，還有較高尚的計算：中國剛在翻身，距離成為「大國」或「超級大國」仍頗遙遠，這個時候不能亂，獨聯體和東歐的情況是最好的教訓。「東亞模式」的經驗顯示，強有力的政府乃經濟高速成長的一個先決條件。台灣的例子，也證明可以先搞好經濟，才和平地推行民主。西方在後冷戰年代對中國的政治及經濟迫壓，根本原因是不想中國強大，甚或恐懼「黃禍」會在廿一世紀重臨。

上述是從最廣的覆蓋面去分析新冷戰雙方的長遠戰略考慮，實際上不同的執政者會有不同的定位，手段或硬或軟，態度或鬆或緊，也隨形勢的改動來更變。克林頓不等如布殊，而彭定康背後的馬卓安巳非衛奕信背後的馬卓安。鄧小平在世時是一套，他去見馬克思後又可能是另一套。無論如何，新冷戰的發展大概不會跳出筆者所指出的框框。

政改風波不過是一場試賽

對香港的中國人來說，面對這種形勢，大多是心情矛盾的。就算沒有「鴉片戰爭情意結」，我們都樂於見到於明朝末年仍屬世界首富的祖國，經過幾個世紀的沉淪後，經濟重新起飛，不再受外國人欺負；但以中共到目前為止的業績，似乎未能給予我們足夠的信心，它可以竟全功而不致令腐敗叢生。一些人士接受「東亞模式」─先經濟後民主，卻不免憂慮中共會否貫徹始終。有些理想主義者希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真可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開闢新途徑，然而，又懷疑中共的誠意、決心以至能力，因為最終中國或將陷入「拉美模式」──專權加缺乏規範的資本主義。西方的壓力大抵能起一些良性作用；不過，部分的「民主派」政客除外，不少人都會質疑壓力的純潔性，以及其所引發的反效果。說到底，是誰令到中國幾乎亡國？中國走向共產主義的實驗，很大程度上乃西方帝國主義所迫出來的。西方自然會改變，但中共也會改變。問題是：我們須按西方的「議程」或策略來迫使中國變革？還是要因應中國的歷史包袱和實際國情來推展改革？發展與民主之間，理想與現實之間，如何才能取得平衡？

新冷戰看來正在開展，未來雙方的陣營都可能有新戰將加入，俄羅斯或與中國聯盟，西歐則投向英美，日本大多會袖手旁觀。香港處於夾縫的地位，將無可避免地成為雙方的一隻重要棋子，變作角力的磨心；政改風波不過是個開頭、一場試賽。上述的疑問會以不同的形式來不斷困擾我們，而每一個人只能根據自己的價值取向和對現實的判斷來回應。筆者唯一的忠告是：看廣一點，看遠一點。世局幻變，我們實難抽身事外。

1984年5月24日星期四

曾澍基：巨龍口裏的明珠（自序、目錄）

1984年1月1日星期日

曾澍基：從中國發展的趨勢看港人治港的經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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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月1日星期五

曾澍基：民族主義、回歸與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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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ktsang.com/ArchiveIII/Nationalism.html

一個社群的成長，不單要靠經濟和物質基礎的發展，而且還須具備適當的精神及意識條件。民族主義之成為現代世界的主要意識潮流之一，自然有其深遠廣泛的歷史和文化因素，只有當民族平等自決以及世界文化一體化等理想能充分實現之時，這個潮流才有被真正超越的可能。

民族主義所蘊含的，無非對民族的認同——對作為民族的一分子感到光榮、對她過去所承受的苦難如有切膚之痛、對她的未來抱有承擔的精神等等，而完全不等如對某一特殊政權的認同。在有關香港前途的討論裏，這點最基本的道理往往被忽視了。部分人士由於種種原因對中共政權不加認同，為了要爭取「維持現狀」，免使香港被納入中共控制的範圍之內，竟然從而否定民族主義，斥之為狹隘、教條，甚至在三條不平等條約的爭議裏，站在維護英國的立場之上。

其實，如果我們深究一下這些人士自己所抱持的價值，將發覺它們亦不見得是如何廣闊、合情。它們可能就是自利主義的變種而已。自利主義的視野短小，當然不會考慮到社群成長的長遠問題，卻因而特別靈活，通過「維持現狀」來保護利益行不通的話，誰也不能保證這些人士將來不會作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成為了「迎合現實」的健將。又或者在中國與英國之間，他們會選擇美國和加拿大。

明顯地，反對「回歸」的人士之中，並不全部都是否定民族主義的，他們有些可以容忍民族主義，有些甚至自認是民族主義者。果如是，他們的言論及主張便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他們不應該利用對民族主義的否定來為「維持現狀」的意識形態張目，而應該把對民族的認同與對政權的認同加以嚴格的區別。在香港這樣特殊的歷史環境之下，對政權的否定和對民族的認同可能互相矛盾——例如對中共的否定使這些人士認為應該拉攏英人繼續留下統治，但對民族的認同卻在原則上排斥了殖民地主義時期的延長，適當的、照顧社群整體利益的做法是清楚地分析矛盾、向民眾顯示矛盾，而非胡說什麼中共簽訂新約以延長殖民地統治不涉及國家民族的榮辱。基於整個民族的長遠利益的考慮，忍一時之辱也非完全不能成立的想法，但若不知榮辱，甚或以之為大義凜然的做法，則民族的長遠利益實無從說起。

對知識分子的最佳考驗

對三條不平等條約的立場態度，是香港知識分子的最佳考驗。中國不承認三條不平等條約，英國堅持它們是其治理香港的法律基礎，似乎是各有道理，但歷史卻不是個可以任由我們自由飛翔的神話世界。不平等條約的爭議就好像是個「零和遊戲」——一方的得益必然就是另一方的虧損，有些人士認為中國應該承認條約，英國人亦會考慮世情將之修設甚至廢除，把香港主權交還中國；實際上，中國一旦在法理上作出讓步，則唯一與英國商討的武器就只是「情」，假如英人在一輪會議之後，依然不肯交還香港，中國又再憑什麼來作主權的要求呢？英國方面面對的處境自然沒有兩樣，「零和遊戲」的「殘酷性」亦在於此。問題是我們並無選擇的餘地，而必須支持「遊戲」的一方，不能採取模稜兩可的立場，除非我們認為任何一方「虧損」也與己無關。

況且爭議所涉及的，遠超出討價還價及力量對比問題。它根本就是民族尊嚴和歷史立場問題。三條不平等條約是帝國主義入侵中國，火槍威迫下所掠取的結果。因此，如今在大陸當權的無論是什麼黨派，亦無權代表中國人民對這些所謂「條約」加以承認。對政權的否定亦不應蒙閉我們的眼睛，使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出現立場的偏差，「維持現狀」論者請另找論據。民族尊嚴是不能廉價出讓的。

香港前途問因當然不單是民族主義問題。在價值取向的層面，它牽涉到對社會制度（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混合經濟？自由民主？）的取捨；在現實和技術考慮的層面，它連繫到種種方案的具體設計和細則，以及實行時應採用的策略。很多時，對民族主義的態度只是一個幌子，真正的問題是對社會制度的取捨，以及方案及策略的考慮，擁護自由資本主義的人士所否定的，是中共的社會主義多於民族主義，倘若資本主義在中國「全面復辟」，他們大抵亦不會怎樣堅持挽留英人來「維持現狀」。

筆者支持民族主義，卻並不是利用它來作為一個幌子，而是認為它是現代社群成長的必要條件之一。筆者的價值取向固然亦不只有民族主義，基本上，我認為一個民主的、現代化的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的最佳選擇，也希望見到香港在經歷了一段過渡時期之後，直接參與社會主義中國的建設；換言之，在筆者的心目中，民主的、現代化的社會主義道路也是香港未來的最佳選擇，雖然這個選擇的實現日期可能是數十年後的事。無論如何，民族主義與社會制度的取捨卻是相輔相承的，單有前者而沒有後者，我們可能變成盲目的、感情用事的民族主義者，就像部分七十年代初的「國粹派」一樣；單有後者而沒有前者，我們的理想亦無所寄託落實，或者，我們可以跑去南斯拉夫寄居，遠渡法國去支持社會黨，甚至溜到玻利維亞打游擊。選擇自由資本主義的個人主義者，不是已經開始用腳來表示他們對民族主義的厭惡嗎？

筆者主張回歸，但卻不主張順從。過渡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體制、都是我們爭取的目標。怎樣加強「港人治港」的民主程度？怎樣利用這個歷史契機改良現存的經濟制度？實施較合理的社會政策？都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一來這些都是未定數，中國方面未必具備了完整的藍圖；二來香港作為「示範單位」，將會出現前所未有的迴旋空間；三來香港的內部變革，肯定會對中國本身的發展有正面的影響，起碼是有參考作用。四來它們都和我們自身的權益直接有關。

積極地迎向未來

無務如何，誰也不會天真到認為一個理想的過渡體制會自然降臨‧它只可能是我們爭取的結果；而且，一部份人士對中共的恐懼，亦只可能在中國變成更合理的社會制度後才會真正解除，香港的前途最終決定於中國的前途，民主的中國才是民主的香港的最佳保證，這是任何睜大眼睛的人都可以看得到的現實。作為香港的中國人，我們對中國的內部變化也是負有責任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在我們眼前展開的並非一片坦途，大多數人其實都明白這點，但他們不是陷入個人主義式的傷感裏，便是把心一橫，作機會主義式的鑽營，筆者的論點如有什麼特別的話，便是主張我們應該積極地迎向未來，接受歷史的挑戰。但積極性是需要支持、需要鼓舞的。在這方面，純粹的理性分析、狹窄的自利主義、短視的個人主義，都無法向我們提供必需的動力，而其他的理想情操如宗教、世界大同思想等，又似乎過於浮泛，未能落實，未能切合這個特殊歷史慮境的需要。香港和中國的前途既然緊密地連繫在一起，民族主義就自然地成為了我們向前邁進的重要推動力之一。對中華民族沒有認同感，我們對中國的未來就大可漠不關心，遑論為她的美好前景作出貢獻，以及接受歷史的挑戰。

民族主義是必需而非充足條件

其實，民族主義與我們對中共的態度之間並無任何必然的關係。民族主義者可以同時是中共式的社會主義者，那麼他們的使命便是要搞好香港這個特區，為四化作出貢獻，但亦可以是其他流派的社會主義者或者反共人士。我們甚至可以戲劇化一點說，愈對中共不滿的人士，所需的民族主義推動力就愈要大，否則，我們大可溜到外國去實現我們的「超越民族主義」的理想，或者預備做個「順民」算了。最反共的，經常高呼要「反攻大陸」的台灣政權，不是在不斷鼓吹民族主義嗎？

在個人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當然可以出現香港式的本地主義——對香港作為一個社群的認同；這陣子，不是有不少人士在努力營造這種認同感，來為他們的獨立言論製造根據嗎？筆者反對獨立，不單只由於它沒有可能（它明顯地沒有可能），而且還因為（一）對這些急就章的本地主義完全不能認同，甚至感到厭惡，這些突然而來的對香港的熱愛本質上其實不過是個人主義甚或是自利主義的最新變種；（二）深切地體會到這個殖民地根本就沒法發展出一套完整的、獨立的精神式文化系統，百多年的屈辱和廿多年的物慾主義根本沒有給予自足的文化基礎任何機會。換言之，香港就沒有獨立的精神條件。

香港的本地主義沒條件發展，但民族主義有條件發展，亦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正如香港主義比灣仔主義或老虎岩主義更為「自然」一樣。流在我們的血管裏的，始終是中國人的血液，文化的遺傳性並非可以在二三代之內磨滅的。況且，自香港成為殖民地之後，她與中國的聯絡從未真正割斷，而居民的移徙情況亦使我們沒有懷疑過自己的民族身分，無論我們對大陸裏當政的人（清廷、國民黨、中共）持的是什麼政治態度。

這些其實都是十分簡單而明顯的道理，筆者還不厭其煩地加以討論，只不過是觀察到在目前的爭論裏，連這些道理也往往被忽略或歪曲了，因此覺得不暢快而已。民族主義是我們的社群的成長條件之一，它亦是推動我們改造現狀、爭取更美好將來的必需推動力，雖然它肯定不是唯一的推動力，亦非充足條件。

文章發表於一九八二年，其後輯入曾澍基，《巨龍口裡的明珠》，政經論文集，香港廣角鏡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