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財經新聞 2004-04-17 P07 | 評論-中港評論 | By 王卓祺、曾澍基
日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歷史可能將中央釋法定為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釋法標誌著香港實質的進入「一國兩制」。首六年中央政府對董建華領導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信任，所以採取「善意放任」或「善意不介入」的政策；釋法是中央首次主動介入特區政治事務；上一次一九九九年人大釋法，中央是被動的，是應特區政府要求。基本上，香港首六年享有高度自治。看來，今後中央會主動介入香港政治事務，以體驗「一國」，這樣香港的政治生態會有基本的改變。
人大常委會釋法次日，喬曉陽、李飛及徐澤等三位中央要員便蒞臨香港，向港人解釋釋法，其初步成效是正面—港人頗為受落和顏悅色、說理及開放（接納民主派議員）的溝通方式。這是中央釋法後採取的後著，跟著特首董建華要趕快向中央提交政改原則性的報告。這個後著的後著並不像董先生「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習性。明顯地，特區政府這邊廂是因應中央「善意介入」香港政改爭論的回應。從這事例看，釋法標誌著香港的政治生態已經有實質改變。香港政黨及民間爭取普選的團體的對手並不純粹是特首董建華，主要還有中央政府。
中央不安心、港人不寬心
目前，很多香港人還不認同中央政府履行《基本法》內「一國」的角色，還被理解為對香港高度自治的粗暴干預。四月十一日民陣的反釋法萬人遊行可以看到香港人之中普遍對中央政府就算是善意的介入，都不信任。明顯地，這是忽視了香港的高度自治是在「一國」的前提下實行的。這一政治現實，正正是中央政府對介入香港政治的根源所在。為何中央政府要一改它六年來「善意放任」的對港政策？
沒有信心、不安心、不放心等形容詞，顯示中央政府對特區政治改革藍圖的憂慮。它的憂慮，例如特首及立法會的「雙普選」會否選出有外國關係及敵視中央政府的人士？對於我們這些接受西方程序性公平的人來說，這是較難理解的，我們只著眼於選舉的公平性、認受性，而沒有考慮如何把「一國」的觀念體驗在選舉設計之中，使中央放心。正正由於中央政府不安心、不放心，部分普選設計的言論沒有體驗「一國」，而只有「兩制」，它又怎樣會開綠燈容許香港推行普選？若筆者及一些朋友的觀察是成立的話，普選時間表並不一定是中央政府最關心的問題，也即是說，若在選舉機制中體驗「一國」，使中央政府放心，哪個年份的普選也不一定是最重要問題。
不過，政改問題的另一面是「兩制」；即是說中央完全放心也不能解決問題—這也不能解決特區政府認受性不足的問題。在這一點上，香港人如何寬心也是關鍵的。過去六年董先生領導的特區政府令絕大部分港人十分不寬心，就算他們明白普選制度不一定可以解決所有香港的問題，但若他們有份參與選特首的話，他們會寬心一點。
接受次優選擇
現在中央不放心、不安心，它又怎會對普選開綠燈？但反釋法遊行，又反映香港人對「一國」的不信任，這困局如何解開？我看關鍵還在於接受「一國」的前提，香港是在中央政府授權下的高度自治。若此，香港的理想選舉制度設計並不是以「最優」為選擇，而是「次優」的選擇。因為要平衡「一國」及「兩制」的矛盾，我們要放棄部分執著，我們要接受政治現實。因為我們既要中央放心—願意下放權力讓香港高度自治，也要使香港人寬心—選舉設計要增加認受性。因為平衡這兩個互相衝突的目標關鍵是選擇「次優」，而不是執著「最優」。這不僅香港人要放棄「最優」的選擇，中央政府也要這樣。
如果香港人有妥協的觀念，對政改的訴求便不可能純粹從「兩制」出發，也應該考慮「一國」的角度。這個平衡「一國」「兩制」的觀念十分重要；因為經歷二十三條國家安全也不能立法，中央政府不放心而加強介入的取向是清楚不過的。因此，香港人一定要在觀念上接受妥協，接受「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在普選的設計中加入「一國」的元素，接受「次優」的選擇，然後要求中央作出妥協，讓香港人推行「兩制」的高度自由，才有成事的可能。
中央政府若對香港雙普選開綠燈，也是一種妥協。除了上文提及不安心的因素外，它亦要考慮國內政治體制的現實，這也是一個不容易下決定的問題。
不過，香港目前政治的困局，中央政府是要承擔相當部分的責任。董先生做一屆做得不好還容許他再做一屆，中央政府也是造就香港人強烈普選訴求的因素。因此，中央有責任回應香港人的民主訴求。
2004年4月17日 星期六
1994年6月20日 星期一
曾澍基：歷史吊詭與民主回歸
http://www.sktsang.com/ArchiveIII/Tsang940620.doc
民間團體促進民主政制聯會，《民主十年專輯》，1994年6月20日。
民間團體促進民主政制聯會，《民主十年專輯》，1994年6月20日。
民主的最大化與最優化
縱觀歷史長河，民主化是個浩蕩的大趨勢：獨裁、專制難以持久，若不更新變革，累積的矛盾因素過了臨界點，將如狂風驟雨地突襲，把歷史推往更高軌道。
不過，中短期而言，歷史又充滿轉折，前進與倒退交錯：晚清到現時的一百年就是最切膚的例子。不少仁人志士，在爭取民主的過程裏付出了各種代價，部分未及目睹理想的成果，另些卻反過來變成當政者，自願或非自願地建立新的專制。更且，最民主的口號，背後卻可能隱藏著最極權的現實，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最慘痛的教訓。
比較穩定的議會民主制度集中在先進工業國家裏出現，是不無原因的。發展中國家面對種種的內外壓力及挑戰，連生存也可能成為問題，民主既非唯一目標，亦非萬能的手段，用先進國家的標準，它們自然難以合格。
不要忘記的是，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困境，是由帝國主義所造成的。中國差不多被列強瓜分了，怪自己之外，倒要怪外人。中國未能較快地「民主化」，帝國主義者必須負上責任。
歷史的教訓似乎是這樣的：(一)民主化只能在一定的現實條件和制約之下進行，陳義過高可能無效，或者帶來與設想對立的反彈；(二)特別對落後國家來說，民主是多重目標的其中一個，也是多重手段的其中一種。
換言之，單純地追求民主的「最大化」不會是最適當的路線。民主的「最優化」，至少應該考慮這兩種因素。
民主回歸的設想
上述是「民主回歸」取向的一個基本出發點。香港的九七問題所針對的：乃非殖民地化(回歸)的解決：但它也創造了「契機」，使香港可以在民主和改革方面，踏出一大步。「契機」的主要前提，在於中國有主觀的誠意及客觀的需要來推行「一國兩制」。「契機」的重要後延效果之一，是香港實驗對中國發展的示範效應。
「民主回歸派」的設想，集中於前提與後果的反饋，形成所謂「中港關係的良性循環」：在互信的基礎上，擴大改革(包括但不單是民主改革)的空間，以及吸收各自經驗的可取部分。這類相互影響應無強制性，也不屬甚麼「和平演變」的陰謀或陽謀，因為香港和中國都同時在變，並沒有既定藍圖要加諸對方。
「民主回歸派」當然認識到：中港的關係不是完全對稱的。中國乃中央政府，香港將成為「特別行政區」─地方政權；中國的歷史包袱、制約和任務異常複雜；相對之下，香港的問題可算是「小兒科」。在推進香港的民主化的過程裏，這些複雜的「國情」和因素應詳加考慮。
說到底，民主只是整個中港發展公式裏的眾多變數的其中之一，沒有必要在短期內把它推至「最大化」的、義無反顧的極端。長期的「民主最優化」可能比短期的「民主最大化」更切合中港發展的最終利益。
民主回歸的沒落？
民主回歸的落實，需要一定的主客觀基礎。八四年的中英聯合聲明及其後的兩三年，某種良性循環似在運作；但八八、八九之後，形勢開始逆轉。主觀而言，中港的互相了解及諒解的底線迅速暴露；「六四」又把溝通的規則搗爛。九O、九一的「蘇東波」、九二年的「肥彭旋風」，都進一步削弱了民主回歸的基礎。
一些對中國國情素來缺乏認識的人士走上了歷史前台，另些對民主回歸只有口頭承諾而無任何真情的受不了現實選舉政治的壓力，也移入了香港本位的角落。「六四」驚情未了的中國保守派，潛藏的「君臨天下」心態不斷展露，作威作福的取捨中偏向重壓。於是，良性循環開始演化為惡性循環。最後，可能只有用政治角力來解決。這個局面是筆者極不願意見到的。
歷史歸位的選擇
筆者並非中共的同路人，對其不少作為亦無好感，但從中國整體長遠發展利益著眼，始終希望它能自我改革更新，減低振興中華的代價。俄羅斯與東歐的轉折，前共黨勢力在波蘭、匈牙利等國家回朝，提供了不容忽略的啟示。中國人民受苦太久了，能否再邁向「盛唐」境界？過程中可不可避免腥風血雨？是民主之外的重要課題。雖然「民主回歸」路線現時飽受衝擊，我依然未有放棄希望。
然而，歷史歸位，各有自由。不作「忠實反對派」，可實行「公民抗命」，甚或公開地反叛、革命。活動可在建制(議會)內，或建制(議會)外進行。不過，理想與現實的各種矛盾，手段與目標的貫徹性，適宜清楚地考慮，而大多數中國及香港民眾的福祉，應放在最高位置。
1993年12月1日 星期三
安徒：民族主義的最後探戈 ──香港「大限」在九五
http://lawws3.blogspot.hk/2004/10/blog-post_109868734960745702.html
經濟日報
中英十七輪談判還是了無結果，此文見報之日不知還有否下次開會日期，但無論談判繼續下去與否，其實香港政局已經到了轉折階段，我們並非身處十字街頭，因為不管怎樣，新的政治生活形態，已經在展開。談判如果繼續，甚或以有協議收場的話，那將意味著英國徹底將香港出賣。彭定康方案許諾的那一點裝點門面的民主也不能兌現，餘下那一些用來遮羞的所謂擴大選民基礎，及零碎的選舉改革，完全不可能抵上中英兩大政權重新合作，共謀管治，排斥異議所帶來的民主倒退。
談判破裂，中共因為剛愎自用而不給英方下台階，導致我行我素的結局下，不用說立法局已無復當日愚勇支持彭定康方案，就算有某點程度的民主政制可以施行，九五選舉亦不可能如九一選舉一樣，在那種公平、開放，無風無浪的情形下進行，原因很簡單：如果中共犯得爻和英國人決裂，亦聲言是因為不能容忍「仇中拒共」者過渡九七，那中共怎會容許九五選舉順利、開放地選出一大批令他日自己要親手拉下車的人入立法局，令自己尷尬。明一手當然是鋪天蓋地的政治污蔑和恫嚇，分化與離間，令民主黨派互相傾軋，潰不成軍，「激進」的帽子橫飛，誰個政治前途終結，誰個則與中方仍保持溝通渠道，誰個在抗共路上，愈走愈遠，成為民族敗類、親英狗賊、外國間諜、串同顛覆、破壞穩定……在尖銳的政治扣帽和白色恐怖的威嚇下，公正和受大眾支持的選舉，根本無法進行。暗的一手自然是靠中共的天然盟友，傳統和一的貫愛國力量--我們的「地下社會」，江湖中的八百勇士。黑道與白道齊來，為的就是要打擊英國「藉選舉將香港變成顛覆基地的陰謀」。這一切都不會留待九七--所以筆者會認為，無論談判結果如何，香港都要與港人曾相信的「美好舊日」說聲再會，而要面對一個只會更灰暗的明天，這條分隔線會以九五為界。
不過，如英諺所云：在每一片灰暗的烏雲背後總有光明的照射，在「九五大限」下，不會是一片末日圖景，在不同的意義下，過渡的完結，一定會帶來澄明之境，至少在人們的社會意識上，終局的到來將意味著幻想的破滅，受蒙蔽者會知所警醒。一個數十年來的困擾和迷惑將會打破，那就是這塊殖民地上的「民族主義」。
在這塊英國統治了百多年的殖民地上，民族意識是反抗者的希望。不要說戰前的反歧視壓迫事件，支援國內革命，以及抗日戰爭，民族主義都是反抗者的盟友。戰後英人的專利殖民統治未改，而經濟卻快速飛騰，資本家高度剝削，民怨漸起，在殖民地官商勾結鞏衛的體制下，反殖主義抬頭。
在七十年代的反殖運動中，既包含了上層開明派的自由民主主義，新興精英階層的福利改良思想，也包括理想派和基層直覺的民族主義感情，在這個反殖力量的陣營中，民族主義結果佔了上風。雖然在六七暴動中，民族主義受到挫敗，但在新一代精英階層中，卻以「國粹派」的抬頭，奠定民族主義在反殖運動中的地位。
以民族主義反殖，在七十年代是理所當然的，因為「祖國」不單代表香港的「母體」，還是社會主義、平等正義的象徵。文革神話的破滅，也不致完全動搖對民族主義理想性格的信念。八十年代「民主回歸派」的形成，更是建基在對單純西式自由民主體制，及對殖民主義變種的「維持現狀論」的批判之上。「回歸」這個民族主義綱領，與「反殖」再次緊密結盟，並吸引著八十年代的理想主義者和反抗者。
可是，民族主義作為本土反抗者的「精神資源」(moral resources)，卻隨著時日的推移而日益枯竭，民族主義愈來愈變成權貴的符號。原因有三：
一、民族主義的國家化、政權化，政權壟斷對民族主義的理解，「國族主義」取而代之，令民族主義失去反抗性格；
二、中國理想主義路線和形象破滅，社會主義中國在港比港英更主動受壟斷財團、商家巨賈的靠攏；
三、中國當政者在主權問題解決後，在治權問題上比原有殖民地政權更想保持香港的殖民主義政治、經濟體制，直接與本土反殖和追求民主的反抗者衝突。
八十年代，除卻改革者和理想派的異議和施加壓力外，香港權力集團的統治，在人們更深的，卻是無形的恐共情緒下，贏取了意識形態的霸權。任何重大的改革建議(特別是社會、民生方面的)，都受到排斥，但又不惹會來強烈的反抗，原因是民族主義政權對香港作的虛假的民主自治承諾(港人治港)，令大部分新進精英階層充滿幻想，不是放棄社會運動，就是以政黨政治來吸納社會運動，而到後期，「民族主義」，或「曾經民族主義」的「業績」，竟漸次成為親近權貴，保持「溝通」的本錢──民族主義的反抗性質，在這個殖民地社會，已面臨破產。
八九民運的民族主義激情，為上述的惡劣傾向作了強力的反彈。然而在面對中國無能為力感覺下，理想熱情迅速飛逝。當理想型的民族主義無奈地只是遙不可及的情況下，現實中的「民族主義」卻成人盡可夫的婊娘艷幟。羅德丞、范徐麗泰這些人在北京咬牙切齒的罵英國人的時候，民族主義的理想吸引力，還會剩下多少？
一年以來的中英談判，香港民間始則困惱，後則麻木，原因當然包括現實妥協心態抬頭，苟安意識主導因素，但不少則是因為有民族主義的情意結，生怕英國殖民者在搞鬼。民眾當中，疑惑情緒以廉價的反殖本能表達，大罵英國人，將保守意識一再推高。求民主以反殖的社會運動反抗者，逼得要全面反思過去信念支柱──民族主義。
這年裏頭逼出來的價值反思將不得不觸及體制的各環節。人們將認識到，過往以民族主義來反殖的做法，其實未深入到殖民主義的骨髓，僅殖民主義狹隘地視為膚色、種族的歧視，或者歷史的恩怨。但這年來揭露的那種依附權勢，道德意志薄弱等，與其說是國民性，不如說是殖民統治深入人心的後遺症。這種讓反抗精神泯滅殖民格局，絕非一日「回歸」就有解決希望。彭定康的政改風雲過後，九七管治後班子和政治格局的成形，同時會是將從前隱蔽的殖民體制，官商專權的面目，改造成露骨的「內部殖民」(internal colonialism)。
排除了民族主義情意結的干擾，後九五／九七香港人面對的，不可能是作勢的反英／反彭辭令，香港的反殖課題，才會更清楚的呈現。文化、意識、社會上殖民者和反抗者的對立關係才會直接暴露。香港歷史上反抗者與民族主義的最後探戈亦會終結。光明將會照射在這舞步休止的一刻。
經濟日報
中英十七輪談判還是了無結果，此文見報之日不知還有否下次開會日期，但無論談判繼續下去與否，其實香港政局已經到了轉折階段，我們並非身處十字街頭，因為不管怎樣，新的政治生活形態，已經在展開。談判如果繼續，甚或以有協議收場的話，那將意味著英國徹底將香港出賣。彭定康方案許諾的那一點裝點門面的民主也不能兌現，餘下那一些用來遮羞的所謂擴大選民基礎，及零碎的選舉改革，完全不可能抵上中英兩大政權重新合作，共謀管治，排斥異議所帶來的民主倒退。
談判破裂，中共因為剛愎自用而不給英方下台階，導致我行我素的結局下，不用說立法局已無復當日愚勇支持彭定康方案，就算有某點程度的民主政制可以施行，九五選舉亦不可能如九一選舉一樣，在那種公平、開放，無風無浪的情形下進行，原因很簡單：如果中共犯得爻和英國人決裂，亦聲言是因為不能容忍「仇中拒共」者過渡九七，那中共怎會容許九五選舉順利、開放地選出一大批令他日自己要親手拉下車的人入立法局，令自己尷尬。明一手當然是鋪天蓋地的政治污蔑和恫嚇，分化與離間，令民主黨派互相傾軋，潰不成軍，「激進」的帽子橫飛，誰個政治前途終結，誰個則與中方仍保持溝通渠道，誰個在抗共路上，愈走愈遠，成為民族敗類、親英狗賊、外國間諜、串同顛覆、破壞穩定……在尖銳的政治扣帽和白色恐怖的威嚇下，公正和受大眾支持的選舉，根本無法進行。暗的一手自然是靠中共的天然盟友，傳統和一的貫愛國力量--我們的「地下社會」，江湖中的八百勇士。黑道與白道齊來，為的就是要打擊英國「藉選舉將香港變成顛覆基地的陰謀」。這一切都不會留待九七--所以筆者會認為，無論談判結果如何，香港都要與港人曾相信的「美好舊日」說聲再會，而要面對一個只會更灰暗的明天，這條分隔線會以九五為界。
不過，如英諺所云：在每一片灰暗的烏雲背後總有光明的照射，在「九五大限」下，不會是一片末日圖景，在不同的意義下，過渡的完結，一定會帶來澄明之境，至少在人們的社會意識上，終局的到來將意味著幻想的破滅，受蒙蔽者會知所警醒。一個數十年來的困擾和迷惑將會打破，那就是這塊殖民地上的「民族主義」。
在這塊英國統治了百多年的殖民地上，民族意識是反抗者的希望。不要說戰前的反歧視壓迫事件，支援國內革命，以及抗日戰爭，民族主義都是反抗者的盟友。戰後英人的專利殖民統治未改，而經濟卻快速飛騰，資本家高度剝削，民怨漸起，在殖民地官商勾結鞏衛的體制下，反殖主義抬頭。
在七十年代的反殖運動中，既包含了上層開明派的自由民主主義，新興精英階層的福利改良思想，也包括理想派和基層直覺的民族主義感情，在這個反殖力量的陣營中，民族主義結果佔了上風。雖然在六七暴動中，民族主義受到挫敗，但在新一代精英階層中，卻以「國粹派」的抬頭，奠定民族主義在反殖運動中的地位。
以民族主義反殖，在七十年代是理所當然的，因為「祖國」不單代表香港的「母體」，還是社會主義、平等正義的象徵。文革神話的破滅，也不致完全動搖對民族主義理想性格的信念。八十年代「民主回歸派」的形成，更是建基在對單純西式自由民主體制，及對殖民主義變種的「維持現狀論」的批判之上。「回歸」這個民族主義綱領，與「反殖」再次緊密結盟，並吸引著八十年代的理想主義者和反抗者。
可是，民族主義作為本土反抗者的「精神資源」(moral resources)，卻隨著時日的推移而日益枯竭，民族主義愈來愈變成權貴的符號。原因有三：
一、民族主義的國家化、政權化，政權壟斷對民族主義的理解，「國族主義」取而代之，令民族主義失去反抗性格；
二、中國理想主義路線和形象破滅，社會主義中國在港比港英更主動受壟斷財團、商家巨賈的靠攏；
三、中國當政者在主權問題解決後，在治權問題上比原有殖民地政權更想保持香港的殖民主義政治、經濟體制，直接與本土反殖和追求民主的反抗者衝突。
八十年代，除卻改革者和理想派的異議和施加壓力外，香港權力集團的統治，在人們更深的，卻是無形的恐共情緒下，贏取了意識形態的霸權。任何重大的改革建議(特別是社會、民生方面的)，都受到排斥，但又不惹會來強烈的反抗，原因是民族主義政權對香港作的虛假的民主自治承諾(港人治港)，令大部分新進精英階層充滿幻想，不是放棄社會運動，就是以政黨政治來吸納社會運動，而到後期，「民族主義」，或「曾經民族主義」的「業績」，竟漸次成為親近權貴，保持「溝通」的本錢──民族主義的反抗性質，在這個殖民地社會，已面臨破產。
八九民運的民族主義激情，為上述的惡劣傾向作了強力的反彈。然而在面對中國無能為力感覺下，理想熱情迅速飛逝。當理想型的民族主義無奈地只是遙不可及的情況下，現實中的「民族主義」卻成人盡可夫的婊娘艷幟。羅德丞、范徐麗泰這些人在北京咬牙切齒的罵英國人的時候，民族主義的理想吸引力，還會剩下多少？
一年以來的中英談判，香港民間始則困惱，後則麻木，原因當然包括現實妥協心態抬頭，苟安意識主導因素，但不少則是因為有民族主義的情意結，生怕英國殖民者在搞鬼。民眾當中，疑惑情緒以廉價的反殖本能表達，大罵英國人，將保守意識一再推高。求民主以反殖的社會運動反抗者，逼得要全面反思過去信念支柱──民族主義。
這年裏頭逼出來的價值反思將不得不觸及體制的各環節。人們將認識到，過往以民族主義來反殖的做法，其實未深入到殖民主義的骨髓，僅殖民主義狹隘地視為膚色、種族的歧視，或者歷史的恩怨。但這年來揭露的那種依附權勢，道德意志薄弱等，與其說是國民性，不如說是殖民統治深入人心的後遺症。這種讓反抗精神泯滅殖民格局，絕非一日「回歸」就有解決希望。彭定康的政改風雲過後，九七管治後班子和政治格局的成形，同時會是將從前隱蔽的殖民體制，官商專權的面目，改造成露骨的「內部殖民」(internal colonialism)。
排除了民族主義情意結的干擾，後九五／九七香港人面對的，不可能是作勢的反英／反彭辭令，香港的反殖課題，才會更清楚的呈現。文化、意識、社會上殖民者和反抗者的對立關係才會直接暴露。香港歷史上反抗者與民族主義的最後探戈亦會終結。光明將會照射在這舞步休止的一刻。
1993年4月1日 星期四
安徒：對 "愛國青年學生" 的憑弔----又見機場示威
http://lawws3.blogspot.hk/2004/10/blog-post_24.html
對 "愛國青年學生" 的憑弔
----又見機場示威
信報
一九八二年中，當時大多數香港人對於所謂香港前途問題還是不甚了了，一批資本家開始北上訪問，促請中國儘快處理香港問題，一些由文化界和學者組成的關注團體，如香港前景研究社、香港觀察社等，開始發表了一些前景模式的建議。「模式」的熱潮開始出現，各自提出什麼「中英再簽五十年約」、「中英共管」、「聯合國託管」、「租借」等……不一而足。在這些由香港精英分子共同研製的模式中，卻獨缺支持「收回主權」的方案。當時香港社會的保守氣氛，可以歸結為一個想法，就是「維持現狀」──而保持現狀的最根本保證就是，權力(包括主權，治權)盡可能不要交回中國。
八二年中，當時的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華，就是挾著這些香港「自發」表達的「民意」赴京，提出「三條中英條約有效論」──也就是說，香港島和九龍半島是永久割讓地，香港前途安排要由此基礎開始，迫使中國接受諸如延續「新界租約」之類的安排。
「三有效」論一旦成立，香港的建制精英大可安心投資，「繁榮」可以持續，香港的保守共識將會如虎添翼，殖民體制會維持下去，如蝸牛的社會改革步伐只會更加放慢，香港人的民族認同將會更為淡薄，或至消失。在當時由建制派人士、老反共人士主導的「民意」格局當中，中共當局和本土新一代的社會改革者，幾乎沒有任何突破的缺口。戴卓爾夫人訪華，鄧小平面告收回香港主權的方針，回擊「三有效」論。但在香港的民情輿論中，幾乎是毫無反應。
正在此時，戴卓爾夫人訪京後連隨訪港，麻木的香港大眾，一如麻木的香港大專學生，並不感覺「三有效」論有何不妥，反正那些條約是鐵一般的歷史事實。只是，有一小群「邊緣」的學生組識中人，基於一點點含糊的、承繼自七十年代學運的民族主義熱情，自發地發起了一場十人左右的「機場示威」。當時學生的慌亂和不成熟處，使他們到了機場也幾乎找不到戴卓爾夫人座駕的出口，更缺少為記者擺「甫士」的職業習慣。更怕港英無理鎮壓，親自向機場警署「報到」，給警方困住大半句鐘。直至夫人駕到，一瞬揚長而去，「打倒三條不平等條約」的紙板還未及舉起，抗議口號零星落索，後來只有一名在場記者趨前查問，翌日只有不過數十字，用放大鏡才找得到的報道。
兩日後，在各院校湊了不足三十人到立法局，向準備在那裡會見議員的戴太再度示威，聲勢竟不及另一批不知從那裡動員來「支持維持現狀」的老太公、老太婆。一班同學，慌慌張張，但總算給照了幾張照片─翌日只有文匯報小幅報道。
不過，再過兩日，形勢突然大變，大陸人民日報報道：「連日來香港各界及青年學生紛紛發起示威、集會、抗議，駁斥三條不平等條約有效論」(大意)，香港左派報章顯著轉載報道，並另加評論，大事誇獎香港青年的愛國傳統，不愧為中華民族的兒女......。」
「愛國青年學生」一出，「收回主權」就被大陸傳媒演繹為是受到本地「廣泛」支持的民族大義。鄧小平的偉大方針有了香港「民情」的基礎，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方案於是相繼出籠，當日「愛國青年學生」的「義舉」儼然成為典範，一直到談判、草簽，以致基本法的頒布。
八二年這群「愛國青年學生」的「過激」和「脫離群眾」雖受「左派」推崇，但在校園是不斷受到圍剿的。他們發覺，雖然自己自命是承繼著「火紅年代」的「認中關社」大原則，有批判性地支持民族回歸的立場，然而八十年代初的大專生，巳沒有多少個真正委身於這種共識。學生領袖雖然仍盤據學生組織週圍，緬懷過去學運的光輝歲月，以傳統承繼者自居，但入世、功利畢竟是學生的主流心態。「神聖」的民族立場，在前途問題的衝擊下，首次受到挑戰。中大以聯合書院政治行政系學生所信奉的「自由法理主義」作出的反擊最為強烈。在八三年，港大更牽起震動一時的「致戴信事件」。牽頭支持一國兩制，反對維持現狀的學生會，受到各種指責和反對，自由主義的反對浪潮，後來更釀成一種打破學生會當然入會制的求。同學說，「你們一小撮不代表我」！
不少這些激辯，是令人情緒投入的，正反的支持者大都是真誠的。而更有趣旳是，
就算來自學生組織外的反對派同學的圍攻是多麼激烈，學生組織的「民族認同」和要求「社會改革」(包括民主改革)的大方針，卻從來沒有被有效的否定掉。原因是這些以自由法理原則為名，卻與一般同學的功利、保守心態呼應的反對者，往往只有反對的原則，而無完備的反對綱領，更缺乏的是反對的決心(例如自組積極的反對派參選內閣)。其次，就是學生組織的少數先鋒領導，已慢慢學會耍官僚手段、玩程序－－也就是學曉(權謀上的)「政治」。
十一年過去了，學生組織的理想訴求沒有變，學生會和同學的關係沒有變，學生組織的少數先鋒領導模式也沒有變，反對學生會脫離同學的聲音，主要來自那一些學科的同學(如中大的聯合政政系)也竟沒有變，變的只是爭議的課題，只是外界的反應。
九三年四月，機場又有少數學生示威，今次不是接機而是送機，不是「迎擊」殖民主義者，而是「追擊」所謂「親中新貴」。十一年前罵學生支持的「民主治港」方案幼稚的傳媒評論，今次同樣罵學生幼稚過激。當日反共的「維持現狀派」的大旗，已由今日親共的「平穩過渡」論者承繼，只有「愛國青年學生」在文匯報、大公報蒸發掉，代之而起的，只是十數個「不知好歹、逆歷史潮流，受人操縱、滲透、別有用心，愛搞顛覆的」「滋事分子」。來自聯合書院山頭的反學生會之聲如樣重複，同學一樣罵這些學運分子脫離群眾......。歷史在重演，在重演。一切都是那麼熟悉，但一切又好像全沒意義。當日一馬當先支持回歸，受盡痛罵的，今天或明天可能是作為香港罪惡滿盈，妨阻統一大業的旗手而獲罪。
專上學聯在六四後出版了一本「我們在遺忘歷史」，對照國民黨在「反內戰」運動鎮壓學生的手法，及六四共產黨鎮壓學生的手法，發覺何其相像。又聽人說，當年南韓在街頭示威推翻李承晚政權的學生，是光州暴動指揮鎮壓學生的同一班人－－歷史原來就是由諷刺寫成，歷史永遠是一種「重複」(repetition) 。尼采說這是一種難以承受的「永劫輪迴」(eternal recurrence)。
十多年來的香港學運還是走回到原來的起點，無論你用左的還是右的語言，都無法貫穿這條「愛國青年學生」由出現以至蒸發掉的歷史。八十年代的學生政治，不是(也同時是)左派或右派的興衰史，也沒有什麼是「風流雲散」掉。在寫不通(也活不通)的歷史面前，只有一次又一次的「抉擇」而巳。
對 "愛國青年學生" 的憑弔
----又見機場示威
信報
一九八二年中，當時大多數香港人對於所謂香港前途問題還是不甚了了，一批資本家開始北上訪問，促請中國儘快處理香港問題，一些由文化界和學者組成的關注團體，如香港前景研究社、香港觀察社等，開始發表了一些前景模式的建議。「模式」的熱潮開始出現，各自提出什麼「中英再簽五十年約」、「中英共管」、「聯合國託管」、「租借」等……不一而足。在這些由香港精英分子共同研製的模式中，卻獨缺支持「收回主權」的方案。當時香港社會的保守氣氛，可以歸結為一個想法，就是「維持現狀」──而保持現狀的最根本保證就是，權力(包括主權，治權)盡可能不要交回中國。
八二年中，當時的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華，就是挾著這些香港「自發」表達的「民意」赴京，提出「三條中英條約有效論」──也就是說，香港島和九龍半島是永久割讓地，香港前途安排要由此基礎開始，迫使中國接受諸如延續「新界租約」之類的安排。
「三有效」論一旦成立，香港的建制精英大可安心投資，「繁榮」可以持續，香港的保守共識將會如虎添翼，殖民體制會維持下去，如蝸牛的社會改革步伐只會更加放慢，香港人的民族認同將會更為淡薄，或至消失。在當時由建制派人士、老反共人士主導的「民意」格局當中，中共當局和本土新一代的社會改革者，幾乎沒有任何突破的缺口。戴卓爾夫人訪華，鄧小平面告收回香港主權的方針，回擊「三有效」論。但在香港的民情輿論中，幾乎是毫無反應。
正在此時，戴卓爾夫人訪京後連隨訪港，麻木的香港大眾，一如麻木的香港大專學生，並不感覺「三有效」論有何不妥，反正那些條約是鐵一般的歷史事實。只是，有一小群「邊緣」的學生組識中人，基於一點點含糊的、承繼自七十年代學運的民族主義熱情，自發地發起了一場十人左右的「機場示威」。當時學生的慌亂和不成熟處，使他們到了機場也幾乎找不到戴卓爾夫人座駕的出口，更缺少為記者擺「甫士」的職業習慣。更怕港英無理鎮壓，親自向機場警署「報到」，給警方困住大半句鐘。直至夫人駕到，一瞬揚長而去，「打倒三條不平等條約」的紙板還未及舉起，抗議口號零星落索，後來只有一名在場記者趨前查問，翌日只有不過數十字，用放大鏡才找得到的報道。
兩日後，在各院校湊了不足三十人到立法局，向準備在那裡會見議員的戴太再度示威，聲勢竟不及另一批不知從那裡動員來「支持維持現狀」的老太公、老太婆。一班同學，慌慌張張，但總算給照了幾張照片─翌日只有文匯報小幅報道。
不過，再過兩日，形勢突然大變，大陸人民日報報道：「連日來香港各界及青年學生紛紛發起示威、集會、抗議，駁斥三條不平等條約有效論」(大意)，香港左派報章顯著轉載報道，並另加評論，大事誇獎香港青年的愛國傳統，不愧為中華民族的兒女......。」
「愛國青年學生」一出，「收回主權」就被大陸傳媒演繹為是受到本地「廣泛」支持的民族大義。鄧小平的偉大方針有了香港「民情」的基礎，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方案於是相繼出籠，當日「愛國青年學生」的「義舉」儼然成為典範，一直到談判、草簽，以致基本法的頒布。
八二年這群「愛國青年學生」的「過激」和「脫離群眾」雖受「左派」推崇，但在校園是不斷受到圍剿的。他們發覺，雖然自己自命是承繼著「火紅年代」的「認中關社」大原則，有批判性地支持民族回歸的立場，然而八十年代初的大專生，巳沒有多少個真正委身於這種共識。學生領袖雖然仍盤據學生組織週圍，緬懷過去學運的光輝歲月，以傳統承繼者自居，但入世、功利畢竟是學生的主流心態。「神聖」的民族立場，在前途問題的衝擊下，首次受到挑戰。中大以聯合書院政治行政系學生所信奉的「自由法理主義」作出的反擊最為強烈。在八三年，港大更牽起震動一時的「致戴信事件」。牽頭支持一國兩制，反對維持現狀的學生會，受到各種指責和反對，自由主義的反對浪潮，後來更釀成一種打破學生會當然入會制的求。同學說，「你們一小撮不代表我」！
不少這些激辯，是令人情緒投入的，正反的支持者大都是真誠的。而更有趣旳是，
就算來自學生組織外的反對派同學的圍攻是多麼激烈，學生組織的「民族認同」和要求「社會改革」(包括民主改革)的大方針，卻從來沒有被有效的否定掉。原因是這些以自由法理原則為名，卻與一般同學的功利、保守心態呼應的反對者，往往只有反對的原則，而無完備的反對綱領，更缺乏的是反對的決心(例如自組積極的反對派參選內閣)。其次，就是學生組織的少數先鋒領導，已慢慢學會耍官僚手段、玩程序－－也就是學曉(權謀上的)「政治」。
十一年過去了，學生組織的理想訴求沒有變，學生會和同學的關係沒有變，學生組織的少數先鋒領導模式也沒有變，反對學生會脫離同學的聲音，主要來自那一些學科的同學(如中大的聯合政政系)也竟沒有變，變的只是爭議的課題，只是外界的反應。
九三年四月，機場又有少數學生示威，今次不是接機而是送機，不是「迎擊」殖民主義者，而是「追擊」所謂「親中新貴」。十一年前罵學生支持的「民主治港」方案幼稚的傳媒評論，今次同樣罵學生幼稚過激。當日反共的「維持現狀派」的大旗，已由今日親共的「平穩過渡」論者承繼，只有「愛國青年學生」在文匯報、大公報蒸發掉，代之而起的，只是十數個「不知好歹、逆歷史潮流，受人操縱、滲透、別有用心，愛搞顛覆的」「滋事分子」。來自聯合書院山頭的反學生會之聲如樣重複，同學一樣罵這些學運分子脫離群眾......。歷史在重演，在重演。一切都是那麼熟悉，但一切又好像全沒意義。當日一馬當先支持回歸，受盡痛罵的，今天或明天可能是作為香港罪惡滿盈，妨阻統一大業的旗手而獲罪。
專上學聯在六四後出版了一本「我們在遺忘歷史」，對照國民黨在「反內戰」運動鎮壓學生的手法，及六四共產黨鎮壓學生的手法，發覺何其相像。又聽人說，當年南韓在街頭示威推翻李承晚政權的學生，是光州暴動指揮鎮壓學生的同一班人－－歷史原來就是由諷刺寫成，歷史永遠是一種「重複」(repetition) 。尼采說這是一種難以承受的「永劫輪迴」(eternal recurrence)。
十多年來的香港學運還是走回到原來的起點，無論你用左的還是右的語言，都無法貫穿這條「愛國青年學生」由出現以至蒸發掉的歷史。八十年代的學生政治，不是(也同時是)左派或右派的興衰史，也沒有什麼是「風流雲散」掉。在寫不通(也活不通)的歷史面前，只有一次又一次的「抉擇」而巳。
1992年12月2日 星期三
曾澍基：香港成為新冷戰的磨心
《明報》〈論壇〉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日
隨著蘇聯與東歐共產主義陣營的分崩離析，二次大戰後持續了四十多年的「冷戰時代」終告結束。不過，一場新的、規模較細的冷戰似乎又巳開展。戰場的一方是中國—世界上剩下來的「共產主義」政權中，最有資格在未來成為「大國」甚或「超級大國」者，另一方則以美國及英國為主將。
新冷戰還在形成階段，並未定型。到目前為止，與舊冷戰比較，新冷戰不但參與國家的數目少得多，而且壁壘看來亦不分明。經過十多年的改革，中國巳確定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擺脫傳統共產主義的格局；況且，跟前蘇聯不同，她毫無「消滅資本主義」的野心或能力；相反地，她還跟資本主義大打交道。表面上，英美所針對中國的，也非制度性的矛盾，而在於「六四」、人權及自由等問題，以至貿易的摩擦。「新冷戰」是否言重？
或許是，或許不是。戰後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對壘的經驗，可能迷濛了我們的視野。在歷史的長河裏，國際爭鬥源於權力角逐遠多於制度或意識形態的對立。說到底，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權力之戰而非制度之戰。挑起二次大戰的德意日，她們的「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與社會制度關係不大，主要乃國家、民族、權力擴張的一種極端形式。舊冷戰的制度性對抗屬例外，不屬常規。後「冷戰時代」的國際關係，大概正在回復常態。
美國的國力明顯地處於長期的下降軌道，克林頓實難扭轉乾坤。文化的個體主義和相輕傾向，以及蘇聯和東歐突然崩解所帶來的後遺症，又對本來大有前途的歐洲一體化投下愈來愈濃密的陰影。廿一世紀是「歐洲世紀」？「太平洋世紀」？還是「亞太世紀」？投資者開始以行動來表達他們的意見。
西方遲早提出「黃禍」警告
日本在戰後短短數十年，從敗將之身躍升為世界一等經濟強國；國民黨退守台灣，苦心經營，現坐擁世界上最大筆的公共外匯儲備；而兩者都正在實行議會民主，自由、人權及法治等問題，西方置喙餘地不大。再來個中國，十多年經濟改革，縱有千差萬錯，其「漸進模式」成就非凡，不容否定；相比之下，俄羅斯和東歐的「大爆發」、「休克療法」式政經變革，效益與代價簡直不成比例。此外，還要加上南韓、香港及亞細安五國。亞太地區的經濟實力強勁，前景極佳，任何客觀的論者都會承認。
在這個世界經濟實力平衡的轉移格局裏，中國的地位顯得特殊。論發展水平，她目前還很低；但三個條件使她非常突出：(一)人口佔世界五分之一；(二)巳具備龐大的軍事力量，包括核武器；(三)對亞太區以至廣布世界的華人的文化影響。況且，江澤民十四大報告巳把九十年代的每年平均增長率從百分之六提高至百分之八或九；就這個驕人的指標，一般的憂慮不是它能否達致，而在於它會不會被大幅超越，引致經濟過熱和波動。趨勢持續下去，廿一世紀初的中國將出現小康局面，部分地區躋身中上發展水平之列。本星期的《經濟學人》周刊甚至預測，只要中國維持過往十四年的每年百分之六點五的平均增長率，到二O一二年—距今不過廿年，中國經濟的絕對體積便會名列世界之首！
很難想像，歐美的戰略家對後冷戰年代的分析，沒有把這些重要考慮包括在內。上述的是絕對數，人均產值自然不會那樣驚人。不過，如果中國現時的政治集權制度在未來無大改變的話，作為衡量政權實力的指標，絕對數肯定比相對數更有意義。無論如何，世界上人口最多、歷史文化最悠久，而又坐擁摧毀性武器的中國，在長期上升的經濟軌道上邁進，無疑將是影響廿一世紀國際形勢的關鍵因素之一。看來，遲早會有西方的政論家公開提出「黃禍」的警告。坐大的中國會否報卻個多世紀的屈辱之仇，可能成為憂慮的焦點。
西方的對策主要應分為兩方面：(一)政治上催化集權制度的變解；(二)經濟上促使中國進一步溶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之內，提高其倚靠性；從而減低中國可能出現的敵意，加強對她的掣肘。此外，部分深思的戰略家會認識到國際爭鬥本質上是權力之戰而非制度之戰，就算中國徹底演變為資本主義制度，實行議會民主，爭逐不一定可消除；從有色眼鏡的背後來看，情況剛好相反，資本主義與議會民主會使中國更為強大，更難對付。故此，最佳的策略是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削弱中國，形勢許可的話，甚至分解中國。
中國的當權者肯定有相反的考慮。經過百多年的屈辱、幾十年的折騰，經濟起飛的局面得來不易，部分官僚要論功行賞，另些死抱教條不放，堅持特權而拒絕政治改革實不奇怪。當然，還有較高尚的計算：中國剛在翻身，距離成為「大國」或「超級大國」仍頗遙遠，這個時候不能亂，獨聯體和東歐的情況是最好的教訓。「東亞模式」的經驗顯示，強有力的政府乃經濟高速成長的一個先決條件。台灣的例子，也證明可以先搞好經濟，才和平地推行民主。西方在後冷戰年代對中國的政治及經濟迫壓，根本原因是不想中國強大，甚或恐懼「黃禍」會在廿一世紀重臨。
上述是從最廣的覆蓋面去分析新冷戰雙方的長遠戰略考慮，實際上不同的執政者會有不同的定位，手段或硬或軟，態度或鬆或緊，也隨形勢的改動來更變。克林頓不等如布殊，而彭定康背後的馬卓安巳非衛奕信背後的馬卓安。鄧小平在世時是一套，他去見馬克思後又可能是另一套。無論如何，新冷戰的發展大概不會跳出筆者所指出的框框。
政改風波不過是一場試賽
對香港的中國人來說，面對這種形勢，大多是心情矛盾的。就算沒有「鴉片戰爭情意結」，我們都樂於見到於明朝末年仍屬世界首富的祖國，經過幾個世紀的沉淪後，經濟重新起飛，不再受外國人欺負；但以中共到目前為止的業績，似乎未能給予我們足夠的信心，它可以竟全功而不致令腐敗叢生。一些人士接受「東亞模式」─先經濟後民主，卻不免憂慮中共會否貫徹始終。有些理想主義者希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真可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開闢新途徑，然而，又懷疑中共的誠意、決心以至能力，因為最終中國或將陷入「拉美模式」──專權加缺乏規範的資本主義。西方的壓力大抵能起一些良性作用；不過，部分的「民主派」政客除外，不少人都會質疑壓力的純潔性，以及其所引發的反效果。說到底，是誰令到中國幾乎亡國？中國走向共產主義的實驗，很大程度上乃西方帝國主義所迫出來的。西方自然會改變，但中共也會改變。問題是：我們須按西方的「議程」或策略來迫使中國變革？還是要因應中國的歷史包袱和實際國情來推展改革？發展與民主之間，理想與現實之間，如何才能取得平衡？
新冷戰看來正在開展，未來雙方的陣營都可能有新戰將加入，俄羅斯或與中國聯盟，西歐則投向英美，日本大多會袖手旁觀。香港處於夾縫的地位，將無可避免地成為雙方的一隻重要棋子，變作角力的磨心；政改風波不過是個開頭、一場試賽。上述的疑問會以不同的形式來不斷困擾我們，而每一個人只能根據自己的價值取向和對現實的判斷來回應。筆者唯一的忠告是：看廣一點，看遠一點。世局 幻變，我們實難抽身事外。
1984年1月1日 星期日
1983年1月1日 星期六
1982年1月1日 星期五
曾澍基：民族主義、回歸與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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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ktsang.com/ArchiveIII/Nationalism.html
一個社群的成長，不單要靠經濟和物質基礎的發展，而且還須具備適當的精神及意識條件。民族主義之成為現代世界的主要意識潮流之一，自然有其深遠廣泛的歷史和文化因素，只有當民族平等自決以及世界文化一體化等理想能充分實現之時，這個潮流才有被真正超越的可能。
民族主義所蘊含的，無非對民族的認同——對作為民族的一分子感到光榮、對她過去所承受的苦難如有切膚之痛、對她的未來抱有承擔的精神等等，而完全不等如對某一特殊政權的認同。在有關香港前途的討論裏，這點最基本的道理往往被忽視了。部分人士由於種種原因對中共政權不加認同，為了要爭取「維持現狀」，免使香港被納入中共控制的範圍之內，竟然從而否定民族主義，斥之為狹隘、教條，甚至在三條不平等條約的爭議裏，站在維護英國的立 場之上。
其實，如果我們深究一下這些人士自己所抱持的價值，將發覺它們亦不見得是如何廣闊、合情。它們可能就是自利主義的變種而已。自利主義的視野短小，當然不會考慮到社群成長的長遠問題，卻因而特別靈活，通過「維持現狀」來保護利益行不通的話，誰也不能保證這些人士將來不會作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成為了「迎合現實」的健將。又或者在中國與英國之間，他們會選擇美國和加拿大。
明顯地，反對「回歸」的人士之中，並不全部都是否定民族主義的，他們有些可以容忍民族主義，有些甚至自認是民族主義者。果如是，他們的言論及主張便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他們不應該利用對民族主義的否定來為「維持現狀」的意識形態張目，而應該把對民族的認同與對政權的認同加以嚴格的區別。在香港這樣特殊的歷史環境之下，對政權的否定和對民族的認同可能互相矛盾——例如對中共的否定使這些人士認為應該拉攏英人繼續留下統治，但對民族的認同卻在原則上排斥了殖民地主義時期的延長，適當的、照顧社群整體利益的做法是清楚地分析矛盾、向民眾顯示矛盾，而非胡說什麼中共簽訂新約以延長殖民地統治不涉及國家民族的榮辱。基於整個民族的長遠利益的考慮，忍一時之辱也非完全不能成立的想法，但若不知榮辱，甚或以之為大義凜然的做法，則民族的長遠利益實無從說起。
對知識分子的最佳考驗
對三條不平等條約的立場態度，是香港知識分子的最佳考驗。中國不承認三條不平等條約，英國堅持它們是其治理香港的法律基礎，似乎是各有道理，但歷史卻不是個可以任由我們自由飛翔的神話世界。不平等條約的爭議就好像是個「零和遊戲」——一方的得益必然就是另一方的虧損，有些人士認為中國應該承認條約，英國人亦會考慮世情將之修設甚至廢除，把香港主權交還中國；實際上，中國一旦在法理上作出讓步，則唯一與英國商討的武器就只是「情」，假如英人在一輪會議之後，依然不肯交還香港，中國又再憑什麼來作主權的要求呢？英國方面面對的處境自然沒有兩樣，「零和遊戲」的「殘酷性」亦在於此。問題是我們並無選擇的餘地，而必須支持「遊戲」的一方，不能採取模稜兩可的立場，除非我們認為任何一方「虧損」也與己無關。
況且爭議所涉及的，遠超出討價還價及力量對比問題。它根本就是民族尊嚴和歷史立場問題。三條不平等條約是帝國主義入侵中國，火槍威迫下所掠取的結果。因此，如今在大陸當權的無論是什麼黨派，亦無權代表中國人民對這些所謂「條約」加以承認。對政權的否定亦不應蒙閉我們的眼睛，使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出現立場的偏差，「維持現狀」論者請另找論據。民族尊嚴是不能廉價出讓的。
香港前途問因當然不單是民族主義問題。在價值取向的層面，它牽涉到對社會制度（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混合經濟？自由民主？）的取捨；在現實和技術考慮的層面，它連繫到種種方案的具體設計和細則，以及實行時應採用的策略。很多時，對民族主義的態度只是一個幌子，真正的問題是對社會制度的取捨，以及方案及策略的考慮，擁護自由資本主義的人士所否定的，是中共的社會主義多於民族主義，倘若資本主義在中國「全面復辟」，他們大抵亦不會怎樣堅持挽留英人來「維持現狀」。
筆者支持民族主義，卻並不是利用它來作為一個幌子，而是認為它是現代社群成長的必要條件之一。筆者的價值取向固然亦不只有民族主義，基本上，我認為一個民主的、現代化的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的最佳選擇，也希望見到香港在經歷了一段過渡時期之後，直接參與社會主義中國的建設；換言之，在筆者的心目中，民主的、現代化的社會主義道路也是香港未來的最佳選擇，雖然這個選擇的實現日期可能是數十年後的事。無論如何，民族主義與社會制度的 取捨卻是相輔相承的，單有前者而沒有後者，我們可能變成盲目的、感情用事的民族主義者，就像部分七十年代初的「國粹派」一樣；單有後者而沒有前者，我們的理想亦無所寄託落實，或者，我們可以跑去南斯拉夫寄居，遠渡法國去支持社會黨，甚至溜到玻利維亞打游擊。選擇自由資本主義的個人主義者，不是已經開始用腳來表示他們對民族主義的厭惡嗎？
筆者主張回歸，但卻不主張順從。過渡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體制、都是我們爭取的目標。怎樣加強「港人治港」的民主程度？怎樣利用這個歷史契機改良現存的經濟制度？實施較合理的社會政策？都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一來這些都是未定數，中國方面未必具備了完整的藍圖；二來香港作為「示範單位」，將會出現前所未有的迴旋空間；三來香港的內部變革，肯定會對中國本身的發展有正面的影響，起碼是有參考作用。四來它們都和我們自身的權益直接有關。
積極地迎向未來
無務如何，誰也不會天真到認為一個理想的過渡體制會自然降臨‧它只可能是我們爭取的結果；而且，一部份人士對中共的恐懼，亦只可能在中國變成更合理的社會制度後才會真正解除，香港的前途最終決定於中國的前途，民主的中國才是民主的香港的最佳保證，這是任何睜大眼睛的人都可以看得到的現實。作為香港的中國人，我們對中國的內部變化也是負有責任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在我們眼前展開的並非一片坦途，大多數人其實都明白這點，但他們不是陷入個人主義式的傷感裏，便是把心一橫，作機會主義式的鑽營，筆者的論點如有什麼特別的話，便是主張我們應該積極地迎向未來，接受歷史的挑戰。但積極性是需要支持、需要鼓舞的。在這方面，純粹的理性分析、狹窄的自利主義、短視的個人主義，都無法向我們提供必需的動力，而其他的理想情操如宗教、世界大同思想等，又似乎過於浮泛，未能落實，未能切合這個特殊歷史慮境的需要。香港和中國的前途既然緊密地連繫在一起，民族主義就自然地成為了我們向前邁進的重要推動力之一。對中華民族沒有認同感，我們對中國的未來就大可漠不關心，遑論為她的美好前景作出貢獻，以及接受歷史的挑戰。
民族主義是必需而非充足條件
其實，民族主義與我們對中共的態度之間並無任何必然的關係。民族主義者可以同時是中共式的社會主義者，那麼他們的使命便是要搞好香港這個特區，為四化作出貢獻，但亦可以是其他流派的社會主義者或者反共人士。我們甚至可以戲劇化一點說，愈對中共不滿的人士，所需的民族主義推動力就愈要大，否則，我們大可溜到外國去實現我們的「超越民族主義」的理想，或者預備做個「順民」算了。最反共的，經常高呼要「反攻大陸」的台灣政權，不是在不斷鼓吹民族主義嗎？
在個人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當然可以出現香港式的本地主義——對香港作為一個社群的認同；這陣子，不是有不少人士在努力營造這種認同感，來為他們的獨立言論製造根據嗎？筆者反對獨立，不單只由於它沒有可能（它明顯地沒有可能），而且還因為（一）對這些急就章的本地主義完全不能認同，甚至感到厭惡，這些突然而來的對香港的熱愛本質上其實不過是個人主義甚或是自利主義的最新變種；（二）深切地體會到這個殖民地根本就沒法發展出一套完整的、獨立的精神式文化系統，百多年的屈辱和廿多年的物慾主義根本沒有給予自足的文化基礎任何機會。換言之，香港就沒有獨立的精神條件。
香港的本地主義沒條件發展，但民族主義有條件發展，亦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正如香港主義比灣仔主義或老虎岩主義更為「自然」一樣。流在我們的血管裏的，始終是中國人的血液，文化的遺傳性並非可以在二三代之內磨滅的。況且，自香港成為殖民地之後，她與中國的聯絡從未真正割斷，而居民的移徙情況亦使我們沒有懷疑過自己的民族身分，無論我們對大陸裏當政的人（清廷、國民黨、中共）持的是什麼政治態度。
這些其實都是十分簡單而明顯的道理，筆者還不厭其煩地加以討論，只不過是觀察到在目前的爭論裏，連這些道理也往往被忽略或歪曲了，因此覺得不暢快而已。民族主義是我們的社群的成長條件之一，它亦是推動我們改造現狀、爭取更美好將來的必需推動力，雖然它肯定不是唯一的推動力，亦非充足條件。
文章發表於一九八二年，其後輯入曾澍基，《巨龍口裡的明珠》，政經論文集，香港廣角鏡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八月。
1975年12月5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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