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澍基：由紛雜到多元？香港政治的兩個推測

3/11/2004

紛亂和出路

香港近幾年的社會與政治紛亂狀態，源自殖民地的歷史包袱、過渡期症候群、以及在1997之前設計出來卻大有漏洞、半生未熟的「次民主」制度。經歷董建華低效率和備受打擊的管治後，情況更趨嚴重。在以往的文章，我總結了本地兩個最根深柢固的問題：一、由「死硬反共」到「機會主義式愛國」的紛雜意識形態；二、建制內外政治精英的發育不全。

要克服問題，我們應該發展廣義的社會民主，即促進崇尚理性溝通的公民社會，平和地處理分歧。它有助培育較成熟的政治文化，特區若出現多元而避離極端的權力中心，北京神經過敏的機會將會降低。這對香港可能是一個次優、非激進，但較持久的解決方案。民主政體失敗或無法有效運作，在世界上和歷史裏例子頗多。

社會與正規的民主化

我並沒忽視正規政治架構的民主化，因為我認為本地病源之一是缺憾明顯的「次民主」體制。制度既然失效，自當需要糾正和改善。早前，我也曾批評人大就香港選舉所作的解釋及決定。

但是，「正規民主化」的任何倡議者均須面對「一國兩制」的現實，除非他打算採取公民抗命或發動叛變。我的立場──民主回歸──與之有異，可能被視為過份妥協。我尊重那些作出另外選擇的人士，只要他們貫徹始終，了解其行動後果，願意承擔責任而不是找他人代為「付鈔」。固然，如整體環境出現重大轉變，各方都應該檢討自己的立場。

無論如何，對我來說香港目前的情況頗為清楚。缺乏廣泛的社會民主化過程配合，普選本身並非很有效的排解衝突和制訂政策的機制。

不幸地，於過往一段時期，上述兩方面似乎未能相輔相承。因此，我們難以假設「增加直選及間選立法會議席」與「實現民主」之間存在簡單的正面關係。例如，民主黨的內部管治亦被批評為缺乏民主。同時，議員、活動家、傳媒工作者的政治評論和對話水平，一般趨向低降。當某些終日高叫「全民普選」的焦點人物，表現得幾乎毫無包容、文化深度，甚至在若干情況下連誠懇也闕如，人們大有理由感到氣憤。他們部分只顧發表偉論，而非與人溝通。如果他們掌權，我實在沒法肯定他們會否成為比董建華更好的政治領袖。

制度民主化和社會民主化對香港皆屬必須。我們的爭取，不應限於叫喊「人民萬歲」式口號──作些為傳媒度身訂做的上街示威及指定動作表演。社群成員在生活各個層面都要體現民主，即使對方的立場和自己南轅北轍，亦應與其開展理性討論。我們須尊重少數人的權利，尋求共識；共識未存而面臨拍板時，則爽快地接納大多數人的決定。

吊詭的04立法會選舉結果

表面上，最近的立法會選舉結果充滿吊詭。儘管經過兩次七一遊行，泛民主派仍未能取得壓到性勝利。有評論者說，中港的高官都毋須服用「鎮定劑」。眾所周知，他們的確舒一口氣。

在地區直選，泛民主派獲取約六成選票，得到30席中的18席(60%)，與其原本預計相距頗遠。連同功能組別30個議席的結果（其選舉制度並不公平，但所有人早已知悉遊戲規則），親北京的民建聯上升為立法會第一大黨，自由黨成為第二大黨，民主黨第三。總計泛民主派只得25席，尚欠5席才達半數。另方面，激進的直接行動主義者「長毛」梁國雄，以及前烽煙節目主持鄭經翰均高票當選，相信會令特區和中央政府感到有點那個。

分化的紛雜還是包容的多元？

選舉結果如此「討好」，出乎很多人士所料。為何「人民力量」沒有體現為將「保守派」如民建聯的候選人逐出立法會，替泛民主派帶來大勝？選民透過這些各方（民主黨除外）都感到「滿意」、「可接受」或至少「不太困擾」的結果，希望表達什麼訊息？

這代表了持續的紛雜、對立，還是新建立的多元、包容？提出解釋之前，容許我引述自己去年9月在一個研討會上的幾句說話：

「除未能高瞻遠矚與執行乏力外，特區政府的政策搖擺不定反映出香港意識形態的紛雜。……97前，社會研究者就港人對北京既反感又恭順的矛盾態度展開過討論。我懷疑，他們所做的調查捕捉了『割裂的樣本』，表達敵意和敬意的其實來自相異的群眾。

無論如何，政策搖擺絕不會有利共識的出現。所有人都可以稱聲其倡議的政策未被政府落實，以及未在現實世界被測試過。結果，沒有任何觀點曾被歷史印證或否定。這就是香港發展失去方向的其中一個原因。」

當時我對香港人「紛雜的意識形態」（好像民調中的割裂樣本）作出批評。民眾意向紛紜，莫衷一是，重大事情根本難以達成共識。加上其他的環境與制度因素，特區的亂象乃浮現出來。

固然，民主與排擠異見，萬眾歸心屬兩回事。各界人士可持種種分歧的看法，關鍵是他們能夠和而不同，以文明的態度對待即將落實的大多數決定。畢竟，「民主」的制度也須運作，政策總會違逆部分人的心意，惟最終仍要執行。

換句話說，民主意味一個包容多元的社會，而非紛雜、割裂的社會。類似環境與資源等公眾財富，社會和諧很容易被「公共的悲劇」所動搖，市民不應恃著自由的名義走向偏鋒，自我中心地對社會兩極化及其負面影響熟視無睹。作為群體一份子，他們應互相了解，減少分歧，並調和先前的偏激立場，這就是學者所說的「成熟政治文化」。互諒互讓有助化解「投票悖論」-----以多數決定作基礎的體制反令社會癱瘓的矛盾。當然，新情況經常出現，上述過程在一個充滿活力的群體裏將永沒休止。

回到04年的選舉結果。對那些真正感到失望、真心相信民主的人士來說，希望猶在。如果發生的其實是港人嘗試「調和先前的偏激立場」的話，結果根本就無吊詭含義。

當「長毛」梁國雄肯花費精力爭取建制內的一席，某些事情肯定已經轉變。如今他更大勝歸來，莫非表示投他一票的人預期他政治上趨向「成熟」？抑或希望他為立法會或特區帶來革命？類似問題同樣適用於鄭經翰。將一個言詞尖銳、以抨擊政府起家的人送進立法會，是否九龍東選民的用意？還是投票者視他為醒目但具責任感的政治家？

兩個迴異的推測

就一次的選舉結果，我們得出兩個截然不同的推測，即是，結果代表香港意識形態紛雜的情勢持續，或者是包容性的多元政治氣候開始出現。孰真孰謬？若第二個推測正確，就有更多的理由支持制度民主化應該加快步伐。

我們需要等候多久，才會知道答案？

王卓祺、曾澍基：後釋法時期的觀念轉變

信報財經新聞  2004-04-17 P07 | 評論-中港評論 | By 王卓祺、曾澍基


　　日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歷史可能將中央釋法定為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釋法標誌著香港實質的進入「一國兩制」。首六年中央政府對董建華領導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信任，所以採取「善意放任」或「善意不介入」的政策；釋法是中央首次主動介入特區政治事務；上一次一九九九年人大釋法，中央是被動的，是應特區政府要求。基本上，香港首六年享有高度自治。看來，今後中央會主動介入香港政治事務，以體驗「一國」，這樣香港的政治生態會有基本的改變。

　　人大常委會釋法次日，喬曉陽、李飛及徐澤等三位中央要員便蒞臨香港，向港人解釋釋法，其初步成效是正面—港人頗為受落和顏悅色、說理及開放（接納民主派議員）的溝通方式。這是中央釋法後採取的後著，跟著特首董建華要趕快向中央提交政改原則性的報告。這個後著的後著並不像董先生「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習性。明顯地，特區政府這邊廂是因應中央「善意介入」香港政改爭論的回應。從這事例看，釋法標誌著香港的政治生態已經有實質改變。香港政黨及民間爭取普選的團體的對手並不純粹是特首董建華，主要還有中央政府。



中央不安心、港人不寬心



　　目前，很多香港人還不認同中央政府履行《基本法》內「一國」的角色，還被理解為對香港高度自治的粗暴干預。四月十一日民陣的反釋法萬人遊行可以看到香港人之中普遍對中央政府就算是善意的介入，都不信任。明顯地，這是忽視了香港的高度自治是在「一國」的前提下實行的。這一政治現實，正正是中央政府對介入香港政治的根源所在。為何中央政府要一改它六年來「善意放任」的對港政策？

　　沒有信心、不安心、不放心等形容詞，顯示中央政府對特區政治改革藍圖的憂慮。它的憂慮，例如特首及立法會的「雙普選」會否選出有外國關係及敵視中央政府的人士？對於我們這些接受西方程序性公平的人來說，這是較難理解的，我們只著眼於選舉的公平性、認受性，而沒有考慮如何把「一國」的觀念體驗在選舉設計之中，使中央放心。正正由於中央政府不安心、不放心，部分普選設計的言論沒有體驗「一國」，而只有「兩制」，它又怎樣會開綠燈容許香港推行普選？若筆者及一些朋友的觀察是成立的話，普選時間表並不一定是中央政府最關心的問題，也即是說，若在選舉機制中體驗「一國」，使中央政府放心，哪個年份的普選也不一定是最重要問題。

　　不過，政改問題的另一面是「兩制」；即是說中央完全放心也不能解決問題—這也不能解決特區政府認受性不足的問題。在這一點上，香港人如何寬心也是關鍵的。過去六年董先生領導的特區政府令絕大部分港人十分不寬心，就算他們明白普選制度不一定可以解決所有香港的問題，但若他們有份參與選特首的話，他們會寬心一點。



接受次優選擇



　　現在中央不放心、不安心，它又怎會對普選開綠燈？但反釋法遊行，又反映香港人對「一國」的不信任，這困局如何解開？我看關鍵還在於接受「一國」的前提，香港是在中央政府授權下的高度自治。若此，香港的理想選舉制度設計並不是以「最優」為選擇，而是「次優」的選擇。因為要平衡「一國」及「兩制」的矛盾，我們要放棄部分執著，我們要接受政治現實。因為我們既要中央放心—願意下放權力讓香港高度自治，也要使香港人寬心—選舉設計要增加認受性。因為平衡這兩個互相衝突的目標關鍵是選擇「次優」，而不是執著「最優」。這不僅香港人要放棄「最優」的選擇，中央政府也要這樣。

　　如果香港人有妥協的觀念，對政改的訴求便不可能純粹從「兩制」出發，也應該考慮「一國」的角度。這個平衡「一國」「兩制」的觀念十分重要；因為經歷二十三條國家安全也不能立法，中央政府不放心而加強介入的取向是清楚不過的。因此，香港人一定要在觀念上接受妥協，接受「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在普選的設計中加入「一國」的元素，接受「次優」的選擇，然後要求中央作出妥協，讓香港人推行「兩制」的高度自由，才有成事的可能。

　　中央政府若對香港雙普選開綠燈，也是一種妥協。除了上文提及不安心的因素外，它亦要考慮國內政治體制的現實，這也是一個不容易下決定的問題。

　　不過，香港目前政治的困局，中央政府是要承擔相當部分的責任。董先生做一屆做得不好還容許他再做一屆，中央政府也是造就香港人強烈普選訴求的因素。因此，中央有責任回應香港人的民主訴求。

曾澍基：歷史吊詭與民主回歸

http://www.sktsang.com/ArchiveIII/Tsang940620.doc

民間團體促進民主政制聯會，《民主十年專輯》，1994年6月20日。

民主的最大化與最優化

縱觀歷史長河，民主化是個浩蕩的大趨勢：獨裁、專制難以持久，若不更新變革，累積的矛盾因素過了臨界點，將如狂風驟雨地突襲，把歷史推往更高軌道。

不過，中短期而言，歷史又充滿轉折，前進與倒退交錯：晚清到現時的一百年就是最切膚的例子。不少仁人志士，在爭取民主的過程裏付出了各種代價，部分未及目睹理想的成果，另些卻反過來變成當政者，自願或非自願地建立新的專制。更且，最民主的口號，背後卻可能隱藏著最極權的現實，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最慘痛的教訓。

比較穩定的議會民主制度集中在先進工業國家裏出現，是不無原因的。發展中國家面對種種的內外壓力及挑戰，連生存也可能成為問題，民主既非唯一目標，亦非萬能的手段，用先進國家的標準，它們自然難以合格。

不要忘記的是，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困境，是由帝國主義所造成的。中國差不多被列強瓜分了，怪自己之外，倒要怪外人。中國未能較快地「民主化」，帝國主義者必須負上責任。

歷史的教訓似乎是這樣的：(一)民主化只能在一定的現實條件和制約之下進行，陳義過高可能無效，或者帶來與設想對立的反彈；(二)特別對落後國家來說，民主是多重目標的其中一個，也是多重手段的其中一種。

換言之，單純地追求民主的「最大化」不會是最適當的路線。民主的「最優化」，至少應該考慮這兩種因素。

民主回歸的設想

上述是「民主回歸」取向的一個基本出發點。香港的九七問題所針對的：乃非殖民地化(回歸)的解決：但它也創造了「契機」，使香港可以在民主和改革方面，踏出一大步。「契機」的主要前提，在於中國有主觀的誠意及客觀的需要來推行「一國兩制」。「契機」的重要後延效果之一，是香港實驗對中國發展的示範效應。

「民主回歸派」的設想，集中於前提與後果的反饋，形成所謂「中港關係的良性循環」：在互信的基礎上，擴大改革(包括但不單是民主改革)的空間，以及吸收各自經驗的可取部分。這類相互影響應無強制性，也不屬甚麼「和平演變」的陰謀或陽謀，因為香港和中國都同時在變，並沒有既定藍圖要加諸對方。

「民主回歸派」當然認識到：中港的關係不是完全對稱的。中國乃中央政府，香港將成為「特別行政區」─地方政權；中國的歷史包袱、制約和任務異常複雜；相對之下，香港的問題可算是「小兒科」。在推進香港的民主化的過程裏，這些複雜的「國情」和因素應詳加考慮。

說到底，民主只是整個中港發展公式裏的眾多變數的其中之一，沒有必要在短期內把它推至「最大化」的、義無反顧的極端。長期的「民主最優化」可能比短期的「民主最大化」更切合中港發展的最終利益。

民主回歸的沒落？

民主回歸的落實，需要一定的主客觀基礎。八四年的中英聯合聲明及其後的兩三年，某種良性循環似在運作；但八八、八九之後，形勢開始逆轉。主觀而言，中港的互相了解及諒解的底線迅速暴露；「六四」又把溝通的規則搗爛。九O、九一的「蘇東波」、九二年的「肥彭旋風」，都進一步削弱了民主回歸的基礎。

一些對中國國情素來缺乏認識的人士走上了歷史前台，另些對民主回歸只有口頭承諾而無任何真情的受不了現實選舉政治的壓力，也移入了香港本位的角落。「六四」驚情未了的中國保守派，潛藏的「君臨天下」心態不斷展露，作威作福的取捨中偏向重壓。於是，良性循環開始演化為惡性循環。最後，可能只有用政治角力來解決。這個局面是筆者極不願意見到的。

歷史歸位的選擇

筆者並非中共的同路人，對其不少作為亦無好感，但從中國整體長遠發展利益著眼，始終希望它能自我改革更新，減低振興中華的代價。俄羅斯與東歐的轉折，前共黨勢力在波蘭、匈牙利等國家回朝，提供了不容忽略的啟示。中國人民受苦太久了，能否再邁向「盛唐」境界？過程中可不可避免腥風血雨？是民主之外的重要課題。雖然「民主回歸」路線現時飽受衝擊，我依然未有放棄希望。

然而，歷史歸位，各有自由。不作「忠實反對派」，可實行「公民抗命」，甚或公開地反叛、革命。活動可在建制(議會)內，或建制(議會)外進行。不過，理想與現實的各種矛盾，手段與目標的貫徹性，適宜清楚地考慮，而大多數中國及香港民眾的福祉，應放在最高位置。

安徒：民族主義的最後探戈 ──香港「大限」在九五

http://lawws3.blogspot.hk/2004/10/blog-post_109868734960745702.html

經濟日報

中英十七輪談判還是了無結果，此文見報之日不知還有否下次開會日期，但無論談判繼續下去與否，其實香港政局已經到了轉折階段，我們並非身處十字街頭，因為不管怎樣，新的政治生活形態，已經在展開。談判如果繼續，甚或以有協議收場的話，那將意味著英國徹底將香港出賣。彭定康方案許諾的那一點裝點門面的民主也不能兌現，餘下那一些用來遮羞的所謂擴大選民基礎，及零碎的選舉改革，完全不可能抵上中英兩大政權重新合作，共謀管治，排斥異議所帶來的民主倒退。

談判破裂，中共因為剛愎自用而不給英方下台階，導致我行我素的結局下，不用說立法局已無復當日愚勇支持彭定康方案，就算有某點程度的民主政制可以施行，九五選舉亦不可能如九一選舉一樣，在那種公平、開放，無風無浪的情形下進行，原因很簡單：如果中共犯得爻和英國人決裂，亦聲言是因為不能容忍「仇中拒共」者過渡九七，那中共怎會容許九五選舉順利、開放地選出一大批令他日自己要親手拉下車的人入立法局，令自己尷尬。明一手當然是鋪天蓋地的政治污蔑和恫嚇，分化與離間，令民主黨派互相傾軋，潰不成軍，「激進」的帽子橫飛，誰個政治前途終結，誰個則與中方仍保持溝通渠道，誰個在抗共路上，愈走愈遠，成為民族敗類、親英狗賊、外國間諜、串同顛覆、破壞穩定……在尖銳的政治扣帽和白色恐怖的威嚇下，公正和受大眾支持的選舉，根本無法進行。暗的一手自然是靠中共的天然盟友，傳統和一的貫愛國力量--我們的「地下社會」，江湖中的八百勇士。黑道與白道齊來，為的就是要打擊英國「藉選舉將香港變成顛覆基地的陰謀」。這一切都不會留待九七--所以筆者會認為，無論談判結果如何，香港都要與港人曾相信的「美好舊日」說聲再會，而要面對一個只會更灰暗的明天，這條分隔線會以九五為界。

不過，如英諺所云：在每一片灰暗的烏雲背後總有光明的照射，在「九五大限」下，不會是一片末日圖景，在不同的意義下，過渡的完結，一定會帶來澄明之境，至少在人們的社會意識上，終局的到來將意味著幻想的破滅，受蒙蔽者會知所警醒。一個數十年來的困擾和迷惑將會打破，那就是這塊殖民地上的「民族主義」。

在這塊英國統治了百多年的殖民地上，民族意識是反抗者的希望。不要說戰前的反歧視壓迫事件，支援國內革命，以及抗日戰爭，民族主義都是反抗者的盟友。戰後英人的專利殖民統治未改，而經濟卻快速飛騰，資本家高度剝削，民怨漸起，在殖民地官商勾結鞏衛的體制下，反殖主義抬頭。

在七十年代的反殖運動中，既包含了上層開明派的自由民主主義，新興精英階層的福利改良思想，也包括理想派和基層直覺的民族主義感情，在這個反殖力量的陣營中，民族主義結果佔了上風。雖然在六七暴動中，民族主義受到挫敗，但在新一代精英階層中，卻以「國粹派」的抬頭，奠定民族主義在反殖運動中的地位。

以民族主義反殖，在七十年代是理所當然的，因為「祖國」不單代表香港的「母體」，還是社會主義、平等正義的象徵。文革神話的破滅，也不致完全動搖對民族主義理想性格的信念。八十年代「民主回歸派」的形成，更是建基在對單純西式自由民主體制，及對殖民主義變種的「維持現狀論」的批判之上。「回歸」這個民族主義綱領，與「反殖」再次緊密結盟，並吸引著八十年代的理想主義者和反抗者。

可是，民族主義作為本土反抗者的「精神資源」(moral resources)，卻隨著時日的推移而日益枯竭，民族主義愈來愈變成權貴的符號。原因有三：

一、民族主義的國家化、政權化，政權壟斷對民族主義的理解，「國族主義」取而代之，令民族主義失去反抗性格；

二、中國理想主義路線和形象破滅，社會主義中國在港比港英更主動受壟斷財團、商家巨賈的靠攏；

三、中國當政者在主權問題解決後，在治權問題上比原有殖民地政權更想保持香港的殖民主義政治、經濟體制，直接與本土反殖和追求民主的反抗者衝突。

八十年代，除卻改革者和理想派的異議和施加壓力外，香港權力集團的統治，在人們更深的，卻是無形的恐共情緒下，贏取了意識形態的霸權。任何重大的改革建議(特別是社會、民生方面的)，都受到排斥，但又不惹會來強烈的反抗，原因是民族主義政權對香港作的虛假的民主自治承諾(港人治港)，令大部分新進精英階層充滿幻想，不是放棄社會運動，就是以政黨政治來吸納社會運動，而到後期，「民族主義」，或「曾經民族主義」的「業績」，竟漸次成為親近權貴，保持「溝通」的本錢──民族主義的反抗性質，在這個殖民地社會，已面臨破產。

八九民運的民族主義激情，為上述的惡劣傾向作了強力的反彈。然而在面對中國無能為力感覺下，理想熱情迅速飛逝。當理想型的民族主義無奈地只是遙不可及的情況下，現實中的「民族主義」卻成人盡可夫的婊娘艷幟。羅德丞、范徐麗泰這些人在北京咬牙切齒的罵英國人的時候，民族主義的理想吸引力，還會剩下多少？

一年以來的中英談判，香港民間始則困惱，後則麻木，原因當然包括現實妥協心態抬頭，苟安意識主導因素，但不少則是因為有民族主義的情意結，生怕英國殖民者在搞鬼。民眾當中，疑惑情緒以廉價的反殖本能表達，大罵英國人，將保守意識一再推高。求民主以反殖的社會運動反抗者，逼得要全面反思過去信念支柱──民族主義。

這年裏頭逼出來的價值反思將不得不觸及體制的各環節。人們將認識到，過往以民族主義來反殖的做法，其實未深入到殖民主義的骨髓，僅殖民主義狹隘地視為膚色、種族的歧視，或者歷史的恩怨。但這年來揭露的那種依附權勢，道德意志薄弱等，與其說是國民性，不如說是殖民統治深入人心的後遺症。這種讓反抗精神泯滅殖民格局，絕非一日「回歸」就有解決希望。彭定康的政改風雲過後，九七管治後班子和政治格局的成形，同時會是將從前隱蔽的殖民體制，官商專權的面目，改造成露骨的「內部殖民」(internal colonialism)。

排除了民族主義情意結的干擾，後九五／九七香港人面對的，不可能是作勢的反英／反彭辭令，香港的反殖課題，才會更清楚的呈現。文化、意識、社會上殖民者和反抗者的對立關係才會直接暴露。香港歷史上反抗者與民族主義的最後探戈亦會終結。光明將會照射在這舞步休止的一刻。

安徒：對 "愛國青年學生" 的憑弔----又見機場示威

http://lawws3.blogspot.hk/2004/10/blog-post_24.html

對 "愛國青年學生" 的憑弔
----又見機場示威

信報

一九八二年中，當時大多數香港人對於所謂香港前途問題還是不甚了了，一批資本家開始北上訪問，促請中國儘快處理香港問題，一些由文化界和學者組成的關注團體，如香港前景研究社、香港觀察社等，開始發表了一些前景模式的建議。「模式」的熱潮開始出現，各自提出什麼「中英再簽五十年約」、「中英共管」、「聯合國託管」、「租借」等……不一而足。在這些由香港精英分子共同研製的模式中，卻獨缺支持「收回主權」的方案。當時香港社會的保守氣氛，可以歸結為一個想法，就是「維持現狀」──而保持現狀的最根本保證就是，權力(包括主權，治權)盡可能不要交回中國。

八二年中，當時的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華，就是挾著這些香港「自發」表達的「民意」赴京，提出「三條中英條約有效論」──也就是說，香港島和九龍半島是永久割讓地，香港前途安排要由此基礎開始，迫使中國接受諸如延續「新界租約」之類的安排。

「三有效」論一旦成立，香港的建制精英大可安心投資，「繁榮」可以持續，香港的保守共識將會如虎添翼，殖民體制會維持下去，如蝸牛的社會改革步伐只會更加放慢，香港人的民族認同將會更為淡薄，或至消失。在當時由建制派人士、老反共人士主導的「民意」格局當中，中共當局和本土新一代的社會改革者，幾乎沒有任何突破的缺口。戴卓爾夫人訪華，鄧小平面告收回香港主權的方針，回擊「三有效」論。但在香港的民情輿論中，幾乎是毫無反應。

正在此時，戴卓爾夫人訪京後連隨訪港，麻木的香港大眾，一如麻木的香港大專學生，並不感覺「三有效」論有何不妥，反正那些條約是鐵一般的歷史事實。只是，有一小群「邊緣」的學生組識中人，基於一點點含糊的、承繼自七十年代學運的民族主義熱情，自發地發起了一場十人左右的「機場示威」。當時學生的慌亂和不成熟處，使他們到了機場也幾乎找不到戴卓爾夫人座駕的出口，更缺少為記者擺「甫士」的職業習慣。更怕港英無理鎮壓，親自向機場警署「報到」，給警方困住大半句鐘。直至夫人駕到，一瞬揚長而去，「打倒三條不平等條約」的紙板還未及舉起，抗議口號零星落索，後來只有一名在場記者趨前查問，翌日只有不過數十字，用放大鏡才找得到的報道。

兩日後，在各院校湊了不足三十人到立法局，向準備在那裡會見議員的戴太再度示威，聲勢竟不及另一批不知從那裡動員來「支持維持現狀」的老太公、老太婆。一班同學，慌慌張張，但總算給照了幾張照片─翌日只有文匯報小幅報道。

不過，再過兩日，形勢突然大變，大陸人民日報報道：「連日來香港各界及青年學生紛紛發起示威、集會、抗議，駁斥三條不平等條約有效論」(大意)，香港左派報章顯著轉載報道，並另加評論，大事誇獎香港青年的愛國傳統，不愧為中華民族的兒女......。」

「愛國青年學生」一出，「收回主權」就被大陸傳媒演繹為是受到本地「廣泛」支持的民族大義。鄧小平的偉大方針有了香港「民情」的基礎，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方案於是相繼出籠，當日「愛國青年學生」的「義舉」儼然成為典範，一直到談判、草簽，以致基本法的頒布。

八二年這群「愛國青年學生」的「過激」和「脫離群眾」雖受「左派」推崇，但在校園是不斷受到圍剿的。他們發覺，雖然自己自命是承繼著「火紅年代」的「認中關社」大原則，有批判性地支持民族回歸的立場，然而八十年代初的大專生，巳沒有多少個真正委身於這種共識。學生領袖雖然仍盤據學生組織週圍，緬懷過去學運的光輝歲月，以傳統承繼者自居，但入世、功利畢竟是學生的主流心態。「神聖」的民族立場，在前途問題的衝擊下，首次受到挑戰。中大以聯合書院政治行政系學生所信奉的「自由法理主義」作出的反擊最為強烈。在八三年，港大更牽起震動一時的「致戴信事件」。牽頭支持一國兩制，反對維持現狀的學生會，受到各種指責和反對，自由主義的反對浪潮，後來更釀成一種打破學生會當然入會制的求。同學說，「你們一小撮不代表我」！

不少這些激辯，是令人情緒投入的，正反的支持者大都是真誠的。而更有趣旳是，
就算來自學生組織外的反對派同學的圍攻是多麼激烈，學生組織的「民族認同」和要求「社會改革」(包括民主改革)的大方針，卻從來沒有被有效的否定掉。原因是這些以自由法理原則為名，卻與一般同學的功利、保守心態呼應的反對者，往往只有反對的原則，而無完備的反對綱領，更缺乏的是反對的決心(例如自組積極的反對派參選內閣)。其次，就是學生組織的少數先鋒領導，已慢慢學會耍官僚手段、玩程序－－也就是學曉(權謀上的)「政治」。

十一年過去了，學生組織的理想訴求沒有變，學生會和同學的關係沒有變，學生組織的少數先鋒領導模式也沒有變，反對學生會脫離同學的聲音，主要來自那一些學科的同學(如中大的聯合政政系)也竟沒有變，變的只是爭議的課題，只是外界的反應。

九三年四月，機場又有少數學生示威，今次不是接機而是送機，不是「迎擊」殖民主義者，而是「追擊」所謂「親中新貴」。十一年前罵學生支持的「民主治港」方案幼稚的傳媒評論，今次同樣罵學生幼稚過激。當日反共的「維持現狀派」的大旗，已由今日親共的「平穩過渡」論者承繼，只有「愛國青年學生」在文匯報、大公報蒸發掉，代之而起的，只是十數個「不知好歹、逆歷史潮流，受人操縱、滲透、別有用心，愛搞顛覆的」「滋事分子」。來自聯合書院山頭的反學生會之聲如樣重複，同學一樣罵這些學運分子脫離群眾......。歷史在重演，在重演。一切都是那麼熟悉，但一切又好像全沒意義。當日一馬當先支持回歸，受盡痛罵的，今天或明天可能是作為香港罪惡滿盈，妨阻統一大業的旗手而獲罪。

專上學聯在六四後出版了一本「我們在遺忘歷史」，對照國民黨在「反內戰」運動鎮壓學生的手法，及六四共產黨鎮壓學生的手法，發覺何其相像。又聽人說，當年南韓在街頭示威推翻李承晚政權的學生，是光州暴動指揮鎮壓學生的同一班人－－歷史原來就是由諷刺寫成，歷史永遠是一種「重複」(repetition) 。尼采說這是一種難以承受的「永劫輪迴」(eternal recurrence)。

十多年來的香港學運還是走回到原來的起點，無論你用左的還是右的語言，都無法貫穿這條「愛國青年學生」由出現以至蒸發掉的歷史。八十年代的學生政治，不是(也同時是)左派或右派的興衰史，也沒有什麼是「風流雲散」掉。在寫不通(也活不通)的歷史面前，只有一次又一次的「抉擇」而巳。

曾澍基：香港成為新冷戰的磨心

《明報》〈論壇〉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日

隨著蘇聯與東歐共產主義陣營的分崩離析，二次大戰後持續了四十多年的「冷戰時代」終告結束。不過，一場新的、規模較細的冷戰似乎又巳開展。戰場的一方是中國—世界上剩下來的「共產主義」政權中，最有資格在未來成為「大國」甚或「超級大國」者，另一方則以美國及英國為主將。

新冷戰還在形成階段，並未定型。到目前為止，與舊冷戰比較，新冷戰不但參與國家的數目少得多，而且壁壘看來亦不分明。經過十多年的改革，中國巳確定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擺脫傳統共產主義的格局；況且，跟前蘇聯不同，她毫無「消滅資本主義」的野心或能力；相反地，她還跟資本主義大打交道。表面上，英美所針對中國的，也非制度性的矛盾，而在於「六四」、人權及自由等問題，以至貿易的摩擦。「新冷戰」是否言重？

或許是，或許不是。戰後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對壘的經驗，可能迷濛了我們的視野。在歷史的長河裏，國際爭鬥源於權力角逐遠多於制度或意識形態的對立。說到底，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權力之戰而非制度之戰。挑起二次大戰的德意日，她們的「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與社會制度關係不大，主要乃國家、民族、權力擴張的一種極端形式。舊冷戰的制度性對抗屬例外，不屬常規。後「冷戰時代」的國際關係，大概正在回復常態。

美國的國力明顯地處於長期的下降軌道，克林頓實難扭轉乾坤。文化的個體主義和相輕傾向，以及蘇聯和東歐突然崩解所帶來的後遺症，又對本來大有前途的歐洲一體化投下愈來愈濃密的陰影。廿一世紀是「歐洲世紀」？「太平洋世紀」？還是「亞太世紀」？投資者開始以行動來表達他們的意見。

西方遲早提出「黃禍」警告

日本在戰後短短數十年，從敗將之身躍升為世界一等經濟強國；國民黨退守台灣，苦心經營，現坐擁世界上最大筆的公共外匯儲備；而兩者都正在實行議會民主，自由、人權及法治等問題，西方置喙餘地不大。再來個中國，十多年經濟改革，縱有千差萬錯，其「漸進模式」成就非凡，不容否定；相比之下，俄羅斯和東歐的「大爆發」、「休克療法」式政經變革，效益與代價簡直不成比例。此外，還要加上南韓、香港及亞細安五國。亞太地區的經濟實力強勁，前景極佳，任何客觀的論者都會承認。

在這個世界經濟實力平衡的轉移格局裏，中國的地位顯得特殊。論發展水平，她目前還很低；但三個條件使她非常突出：(一)人口佔世界五分之一；(二)巳具備龐大的軍事力量，包括核武器；(三)對亞太區以至廣布世界的華人的文化影響。況且，江澤民十四大報告巳把九十年代的每年平均增長率從百分之六提高至百分之八或九；就這個驕人的指標，一般的憂慮不是它能否達致，而在於它會不會被大幅超越，引致經濟過熱和波動。趨勢持續下去，廿一世紀初的中國將出現小康局面，部分地區躋身中上發展水平之列。本星期的《經濟學人》周刊甚至預測，只要中國維持過往十四年的每年百分之六點五的平均增長率，到二O一二年—距今不過廿年，中國經濟的絕對體積便會名列世界之首！

很難想像，歐美的戰略家對後冷戰年代的分析，沒有把這些重要考慮包括在內。上述的是絕對數，人均產值自然不會那樣驚人。不過，如果中國現時的政治集權制度在未來無大改變的話，作為衡量政權實力的指標，絕對數肯定比相對數更有意義。無論如何，世界上人口最多、歷史文化最悠久，而又坐擁摧毀性武器的中國，在長期上升的經濟軌道上邁進，無疑將是影響廿一世紀國際形勢的關鍵因素之一。看來，遲早會有西方的政論家公開提出「黃禍」的警告。坐大的中國會否報卻個多世紀的屈辱之仇，可能成為憂慮的焦點。

西方的對策主要應分為兩方面：(一)政治上催化集權制度的變解；(二)經濟上促使中國進一步溶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之內，提高其倚靠性；從而減低中國可能出現的敵意，加強對她的掣肘。此外，部分深思的戰略家會認識到國際爭鬥本質上是權力之戰而非制度之戰，就算中國徹底演變為資本主義制度，實行議會民主，爭逐不一定可消除；從有色眼鏡的背後來看，情況剛好相反，資本主義與議會民主會使中國更為強大，更難對付。故此，最佳的策略是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削弱中國，形勢許可的話，甚至分解中國。

中國的當權者肯定有相反的考慮。經過百多年的屈辱、幾十年的折騰，經濟起飛的局面得來不易，部分官僚要論功行賞，另些死抱教條不放，堅持特權而拒絕政治改革實不奇怪。當然，還有較高尚的計算：中國剛在翻身，距離成為「大國」或「超級大國」仍頗遙遠，這個時候不能亂，獨聯體和東歐的情況是最好的教訓。「東亞模式」的經驗顯示，強有力的政府乃經濟高速成長的一個先決條件。台灣的例子，也證明可以先搞好經濟，才和平地推行民主。西方在後冷戰年代對中國的政治及經濟迫壓，根本原因是不想中國強大，甚或恐懼「黃禍」會在廿一世紀重臨。

上述是從最廣的覆蓋面去分析新冷戰雙方的長遠戰略考慮，實際上不同的執政者會有不同的定位，手段或硬或軟，態度或鬆或緊，也隨形勢的改動來更變。克林頓不等如布殊，而彭定康背後的馬卓安巳非衛奕信背後的馬卓安。鄧小平在世時是一套，他去見馬克思後又可能是另一套。無論如何，新冷戰的發展大概不會跳出筆者所指出的框框。

政改風波不過是一場試賽

對香港的中國人來說，面對這種形勢，大多是心情矛盾的。就算沒有「鴉片戰爭情意結」，我們都樂於見到於明朝末年仍屬世界首富的祖國，經過幾個世紀的沉淪後，經濟重新起飛，不再受外國人欺負；但以中共到目前為止的業績，似乎未能給予我們足夠的信心，它可以竟全功而不致令腐敗叢生。一些人士接受「東亞模式」─先經濟後民主，卻不免憂慮中共會否貫徹始終。有些理想主義者希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真可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開闢新途徑，然而，又懷疑中共的誠意、決心以至能力，因為最終中國或將陷入「拉美模式」──專權加缺乏規範的資本主義。西方的壓力大抵能起一些良性作用；不過，部分的「民主派」政客除外，不少人都會質疑壓力的純潔性，以及其所引發的反效果。說到底，是誰令到中國幾乎亡國？中國走向共產主義的實驗，很大程度上乃西方帝國主義所迫出來的。西方自然會改變，但中共也會改變。問題是：我們須按西方的「議程」或策略來迫使中國變革？還是要因應中國的歷史包袱和實際國情來推展改革？發展與民主之間，理想與現實之間，如何才能取得平衡？

新冷戰看來正在開展，未來雙方的陣營都可能有新戰將加入，俄羅斯或與中國聯盟，西歐則投向英美，日本大多會袖手旁觀。香港處於夾縫的地位，將無可避免地成為雙方的一隻重要棋子，變作角力的磨心；政改風波不過是個開頭、一場試賽。上述的疑問會以不同的形式來不斷困擾我們，而每一個人只能根據自己的價值取向和對現實的判斷來回應。筆者唯一的忠告是：看廣一點，看遠一點。世局 幻變，我們實難抽身事外。

曾澍基：香港政治經濟學（目錄 扉頁、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