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2月1日 星期三

安徒:民族主義的最後探戈 ──香港「大限」在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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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日報

中英十七輪談判還是了無結果,此文見報之日不知還有否下次開會日期,但無論談判繼續下去與否,其實香港政局已經到了轉折階段,我們並非身處十字街頭,因為不管怎樣,新的政治生活形態,已經在展開。談判如果繼續,甚或以有協議收場的話,那將意味著英國徹底將香港出賣。彭定康方案許諾的那一點裝點門面的民主也不能兌現,餘下那一些用來遮羞的所謂擴大選民基礎,及零碎的選舉改革,完全不可能抵上中英兩大政權重新合作,共謀管治,排斥異議所帶來的民主倒退。

談判破裂,中共因為剛愎自用而不給英方下台階,導致我行我素的結局下,不用說立法局已無復當日愚勇支持彭定康方案,就算有某點程度的民主政制可以施行,九五選舉亦不可能如九一選舉一樣,在那種公平、開放,無風無浪的情形下進行,原因很簡單:如果中共犯得爻和英國人決裂,亦聲言是因為不能容忍「仇中拒共」者過渡九七,那中共怎會容許九五選舉順利、開放地選出一大批令他日自己要親手拉下車的人入立法局,令自己尷尬。明一手當然是鋪天蓋地的政治污蔑和恫嚇,分化與離間,令民主黨派互相傾軋,潰不成軍,「激進」的帽子橫飛,誰個政治前途終結,誰個則與中方仍保持溝通渠道,誰個在抗共路上,愈走愈遠,成為民族敗類、親英狗賊、外國間諜、串同顛覆、破壞穩定……在尖銳的政治扣帽和白色恐怖的威嚇下,公正和受大眾支持的選舉,根本無法進行。暗的一手自然是靠中共的天然盟友,傳統和一的貫愛國力量--我們的「地下社會」,江湖中的八百勇士。黑道與白道齊來,為的就是要打擊英國「藉選舉將香港變成顛覆基地的陰謀」。這一切都不會留待九七--所以筆者會認為,無論談判結果如何,香港都要與港人曾相信的「美好舊日」說聲再會,而要面對一個只會更灰暗的明天,這條分隔線會以九五為界。

不過,如英諺所云:在每一片灰暗的烏雲背後總有光明的照射,在「九五大限」下,不會是一片末日圖景,在不同的意義下,過渡的完結,一定會帶來澄明之境,至少在人們的社會意識上,終局的到來將意味著幻想的破滅,受蒙蔽者會知所警醒。一個數十年來的困擾和迷惑將會打破,那就是這塊殖民地上的「民族主義」。

在這塊英國統治了百多年的殖民地上,民族意識是反抗者的希望。不要說戰前的反歧視壓迫事件,支援國內革命,以及抗日戰爭,民族主義都是反抗者的盟友。戰後英人的專利殖民統治未改,而經濟卻快速飛騰,資本家高度剝削,民怨漸起,在殖民地官商勾結鞏衛的體制下,反殖主義抬頭。

在七十年代的反殖運動中,既包含了上層開明派的自由民主主義,新興精英階層的福利改良思想,也包括理想派和基層直覺的民族主義感情,在這個反殖力量的陣營中,民族主義結果佔了上風。雖然在六七暴動中,民族主義受到挫敗,但在新一代精英階層中,卻以「國粹派」的抬頭,奠定民族主義在反殖運動中的地位。

以民族主義反殖,在七十年代是理所當然的,因為「祖國」不單代表香港的「母體」,還是社會主義、平等正義的象徵。文革神話的破滅,也不致完全動搖對民族主義理想性格的信念。八十年代「民主回歸派」的形成,更是建基在對單純西式自由民主體制,及對殖民主義變種的「維持現狀論」的批判之上。「回歸」這個民族主義綱領,與「反殖」再次緊密結盟,並吸引著八十年代的理想主義者和反抗者。

可是,民族主義作為本土反抗者的「精神資源」(moral resources),卻隨著時日的推移而日益枯竭,民族主義愈來愈變成權貴的符號。原因有三:

一、民族主義的國家化、政權化,政權壟斷對民族主義的理解,「國族主義」取而代之,令民族主義失去反抗性格;

二、中國理想主義路線和形象破滅,社會主義中國在港比港英更主動受壟斷財團、商家巨賈的靠攏;

三、中國當政者在主權問題解決後,在治權問題上比原有殖民地政權更想保持香港的殖民主義政治、經濟體制,直接與本土反殖和追求民主的反抗者衝突。

八十年代,除卻改革者和理想派的異議和施加壓力外,香港權力集團的統治,在人們更深的,卻是無形的恐共情緒下,贏取了意識形態的霸權。任何重大的改革建議(特別是社會、民生方面的),都受到排斥,但又不惹會來強烈的反抗,原因是民族主義政權對香港作的虛假的民主自治承諾(港人治港),令大部分新進精英階層充滿幻想,不是放棄社會運動,就是以政黨政治來吸納社會運動,而到後期,「民族主義」,或「曾經民族主義」的「業績」,竟漸次成為親近權貴,保持「溝通」的本錢──民族主義的反抗性質,在這個殖民地社會,已面臨破產。

八九民運的民族主義激情,為上述的惡劣傾向作了強力的反彈。然而在面對中國無能為力感覺下,理想熱情迅速飛逝。當理想型的民族主義無奈地只是遙不可及的情況下,現實中的「民族主義」卻成人盡可夫的婊娘艷幟。羅德丞、范徐麗泰這些人在北京咬牙切齒的罵英國人的時候,民族主義的理想吸引力,還會剩下多少?

一年以來的中英談判,香港民間始則困惱,後則麻木,原因當然包括現實妥協心態抬頭,苟安意識主導因素,但不少則是因為有民族主義的情意結,生怕英國殖民者在搞鬼。民眾當中,疑惑情緒以廉價的反殖本能表達,大罵英國人,將保守意識一再推高。求民主以反殖的社會運動反抗者,逼得要全面反思過去信念支柱──民族主義。

這年裏頭逼出來的價值反思將不得不觸及體制的各環節。人們將認識到,過往以民族主義來反殖的做法,其實未深入到殖民主義的骨髓,僅殖民主義狹隘地視為膚色、種族的歧視,或者歷史的恩怨。但這年來揭露的那種依附權勢,道德意志薄弱等,與其說是國民性,不如說是殖民統治深入人心的後遺症。這種讓反抗精神泯滅殖民格局,絕非一日「回歸」就有解決希望。彭定康的政改風雲過後,九七管治後班子和政治格局的成形,同時會是將從前隱蔽的殖民體制,官商專權的面目,改造成露骨的「內部殖民」(internal colonialism)。

排除了民族主義情意結的干擾,後九五/九七香港人面對的,不可能是作勢的反英/反彭辭令,香港的反殖課題,才會更清楚的呈現。文化、意識、社會上殖民者和反抗者的對立關係才會直接暴露。香港歷史上反抗者與民族主義的最後探戈亦會終結。光明將會照射在這舞步休止的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