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民族主義的最後探戈 ──香港「大限」在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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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日報

中英十七輪談判還是了無結果，此文見報之日不知還有否下次開會日期，但無論談判繼續下去與否，其實香港政局已經到了轉折階段，我們並非身處十字街頭，因為不管怎樣，新的政治生活形態，已經在展開。談判如果繼續，甚或以有協議收場的話，那將意味著英國徹底將香港出賣。彭定康方案許諾的那一點裝點門面的民主也不能兌現，餘下那一些用來遮羞的所謂擴大選民基礎，及零碎的選舉改革，完全不可能抵上中英兩大政權重新合作，共謀管治，排斥異議所帶來的民主倒退。

談判破裂，中共因為剛愎自用而不給英方下台階，導致我行我素的結局下，不用說立法局已無復當日愚勇支持彭定康方案，就算有某點程度的民主政制可以施行，九五選舉亦不可能如九一選舉一樣，在那種公平、開放，無風無浪的情形下進行，原因很簡單：如果中共犯得爻和英國人決裂，亦聲言是因為不能容忍「仇中拒共」者過渡九七，那中共怎會容許九五選舉順利、開放地選出一大批令他日自己要親手拉下車的人入立法局，令自己尷尬。明一手當然是鋪天蓋地的政治污蔑和恫嚇，分化與離間，令民主黨派互相傾軋，潰不成軍，「激進」的帽子橫飛，誰個政治前途終結，誰個則與中方仍保持溝通渠道，誰個在抗共路上，愈走愈遠，成為民族敗類、親英狗賊、外國間諜、串同顛覆、破壞穩定……在尖銳的政治扣帽和白色恐怖的威嚇下，公正和受大眾支持的選舉，根本無法進行。暗的一手自然是靠中共的天然盟友，傳統和一的貫愛國力量--我們的「地下社會」，江湖中的八百勇士。黑道與白道齊來，為的就是要打擊英國「藉選舉將香港變成顛覆基地的陰謀」。這一切都不會留待九七--所以筆者會認為，無論談判結果如何，香港都要與港人曾相信的「美好舊日」說聲再會，而要面對一個只會更灰暗的明天，這條分隔線會以九五為界。

不過，如英諺所云：在每一片灰暗的烏雲背後總有光明的照射，在「九五大限」下，不會是一片末日圖景，在不同的意義下，過渡的完結，一定會帶來澄明之境，至少在人們的社會意識上，終局的到來將意味著幻想的破滅，受蒙蔽者會知所警醒。一個數十年來的困擾和迷惑將會打破，那就是這塊殖民地上的「民族主義」。

在這塊英國統治了百多年的殖民地上，民族意識是反抗者的希望。不要說戰前的反歧視壓迫事件，支援國內革命，以及抗日戰爭，民族主義都是反抗者的盟友。戰後英人的專利殖民統治未改，而經濟卻快速飛騰，資本家高度剝削，民怨漸起，在殖民地官商勾結鞏衛的體制下，反殖主義抬頭。

在七十年代的反殖運動中，既包含了上層開明派的自由民主主義，新興精英階層的福利改良思想，也包括理想派和基層直覺的民族主義感情，在這個反殖力量的陣營中，民族主義結果佔了上風。雖然在六七暴動中，民族主義受到挫敗，但在新一代精英階層中，卻以「國粹派」的抬頭，奠定民族主義在反殖運動中的地位。

以民族主義反殖，在七十年代是理所當然的，因為「祖國」不單代表香港的「母體」，還是社會主義、平等正義的象徵。文革神話的破滅，也不致完全動搖對民族主義理想性格的信念。八十年代「民主回歸派」的形成，更是建基在對單純西式自由民主體制，及對殖民主義變種的「維持現狀論」的批判之上。「回歸」這個民族主義綱領，與「反殖」再次緊密結盟，並吸引著八十年代的理想主義者和反抗者。

可是，民族主義作為本土反抗者的「精神資源」(moral resources)，卻隨著時日的推移而日益枯竭，民族主義愈來愈變成權貴的符號。原因有三：

一、民族主義的國家化、政權化，政權壟斷對民族主義的理解，「國族主義」取而代之，令民族主義失去反抗性格；

二、中國理想主義路線和形象破滅，社會主義中國在港比港英更主動受壟斷財團、商家巨賈的靠攏；

三、中國當政者在主權問題解決後，在治權問題上比原有殖民地政權更想保持香港的殖民主義政治、經濟體制，直接與本土反殖和追求民主的反抗者衝突。

八十年代，除卻改革者和理想派的異議和施加壓力外，香港權力集團的統治，在人們更深的，卻是無形的恐共情緒下，贏取了意識形態的霸權。任何重大的改革建議(特別是社會、民生方面的)，都受到排斥，但又不惹會來強烈的反抗，原因是民族主義政權對香港作的虛假的民主自治承諾(港人治港)，令大部分新進精英階層充滿幻想，不是放棄社會運動，就是以政黨政治來吸納社會運動，而到後期，「民族主義」，或「曾經民族主義」的「業績」，竟漸次成為親近權貴，保持「溝通」的本錢──民族主義的反抗性質，在這個殖民地社會，已面臨破產。

八九民運的民族主義激情，為上述的惡劣傾向作了強力的反彈。然而在面對中國無能為力感覺下，理想熱情迅速飛逝。當理想型的民族主義無奈地只是遙不可及的情況下，現實中的「民族主義」卻成人盡可夫的婊娘艷幟。羅德丞、范徐麗泰這些人在北京咬牙切齒的罵英國人的時候，民族主義的理想吸引力，還會剩下多少？

一年以來的中英談判，香港民間始則困惱，後則麻木，原因當然包括現實妥協心態抬頭，苟安意識主導因素，但不少則是因為有民族主義的情意結，生怕英國殖民者在搞鬼。民眾當中，疑惑情緒以廉價的反殖本能表達，大罵英國人，將保守意識一再推高。求民主以反殖的社會運動反抗者，逼得要全面反思過去信念支柱──民族主義。

這年裏頭逼出來的價值反思將不得不觸及體制的各環節。人們將認識到，過往以民族主義來反殖的做法，其實未深入到殖民主義的骨髓，僅殖民主義狹隘地視為膚色、種族的歧視，或者歷史的恩怨。但這年來揭露的那種依附權勢，道德意志薄弱等，與其說是國民性，不如說是殖民統治深入人心的後遺症。這種讓反抗精神泯滅殖民格局，絕非一日「回歸」就有解決希望。彭定康的政改風雲過後，九七管治後班子和政治格局的成形，同時會是將從前隱蔽的殖民體制，官商專權的面目，改造成露骨的「內部殖民」(internal colonialism)。

排除了民族主義情意結的干擾，後九五／九七香港人面對的，不可能是作勢的反英／反彭辭令，香港的反殖課題，才會更清楚的呈現。文化、意識、社會上殖民者和反抗者的對立關係才會直接暴露。香港歷史上反抗者與民族主義的最後探戈亦會終結。光明將會照射在這舞步休止的一刻。

安徒：對 "愛國青年學生" 的憑弔----又見機場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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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愛國青年學生" 的憑弔
----又見機場示威

信報

一九八二年中，當時大多數香港人對於所謂香港前途問題還是不甚了了，一批資本家開始北上訪問，促請中國儘快處理香港問題，一些由文化界和學者組成的關注團體，如香港前景研究社、香港觀察社等，開始發表了一些前景模式的建議。「模式」的熱潮開始出現，各自提出什麼「中英再簽五十年約」、「中英共管」、「聯合國託管」、「租借」等……不一而足。在這些由香港精英分子共同研製的模式中，卻獨缺支持「收回主權」的方案。當時香港社會的保守氣氛，可以歸結為一個想法，就是「維持現狀」──而保持現狀的最根本保證就是，權力(包括主權，治權)盡可能不要交回中國。

八二年中，當時的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華，就是挾著這些香港「自發」表達的「民意」赴京，提出「三條中英條約有效論」──也就是說，香港島和九龍半島是永久割讓地，香港前途安排要由此基礎開始，迫使中國接受諸如延續「新界租約」之類的安排。

「三有效」論一旦成立，香港的建制精英大可安心投資，「繁榮」可以持續，香港的保守共識將會如虎添翼，殖民體制會維持下去，如蝸牛的社會改革步伐只會更加放慢，香港人的民族認同將會更為淡薄，或至消失。在當時由建制派人士、老反共人士主導的「民意」格局當中，中共當局和本土新一代的社會改革者，幾乎沒有任何突破的缺口。戴卓爾夫人訪華，鄧小平面告收回香港主權的方針，回擊「三有效」論。但在香港的民情輿論中，幾乎是毫無反應。

正在此時，戴卓爾夫人訪京後連隨訪港，麻木的香港大眾，一如麻木的香港大專學生，並不感覺「三有效」論有何不妥，反正那些條約是鐵一般的歷史事實。只是，有一小群「邊緣」的學生組識中人，基於一點點含糊的、承繼自七十年代學運的民族主義熱情，自發地發起了一場十人左右的「機場示威」。當時學生的慌亂和不成熟處，使他們到了機場也幾乎找不到戴卓爾夫人座駕的出口，更缺少為記者擺「甫士」的職業習慣。更怕港英無理鎮壓，親自向機場警署「報到」，給警方困住大半句鐘。直至夫人駕到，一瞬揚長而去，「打倒三條不平等條約」的紙板還未及舉起，抗議口號零星落索，後來只有一名在場記者趨前查問，翌日只有不過數十字，用放大鏡才找得到的報道。

兩日後，在各院校湊了不足三十人到立法局，向準備在那裡會見議員的戴太再度示威，聲勢竟不及另一批不知從那裡動員來「支持維持現狀」的老太公、老太婆。一班同學，慌慌張張，但總算給照了幾張照片─翌日只有文匯報小幅報道。

不過，再過兩日，形勢突然大變，大陸人民日報報道：「連日來香港各界及青年學生紛紛發起示威、集會、抗議，駁斥三條不平等條約有效論」(大意)，香港左派報章顯著轉載報道，並另加評論，大事誇獎香港青年的愛國傳統，不愧為中華民族的兒女......。」

「愛國青年學生」一出，「收回主權」就被大陸傳媒演繹為是受到本地「廣泛」支持的民族大義。鄧小平的偉大方針有了香港「民情」的基礎，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方案於是相繼出籠，當日「愛國青年學生」的「義舉」儼然成為典範，一直到談判、草簽，以致基本法的頒布。

八二年這群「愛國青年學生」的「過激」和「脫離群眾」雖受「左派」推崇，但在校園是不斷受到圍剿的。他們發覺，雖然自己自命是承繼著「火紅年代」的「認中關社」大原則，有批判性地支持民族回歸的立場，然而八十年代初的大專生，巳沒有多少個真正委身於這種共識。學生領袖雖然仍盤據學生組織週圍，緬懷過去學運的光輝歲月，以傳統承繼者自居，但入世、功利畢竟是學生的主流心態。「神聖」的民族立場，在前途問題的衝擊下，首次受到挑戰。中大以聯合書院政治行政系學生所信奉的「自由法理主義」作出的反擊最為強烈。在八三年，港大更牽起震動一時的「致戴信事件」。牽頭支持一國兩制，反對維持現狀的學生會，受到各種指責和反對，自由主義的反對浪潮，後來更釀成一種打破學生會當然入會制的求。同學說，「你們一小撮不代表我」！

不少這些激辯，是令人情緒投入的，正反的支持者大都是真誠的。而更有趣旳是，
就算來自學生組織外的反對派同學的圍攻是多麼激烈，學生組織的「民族認同」和要求「社會改革」(包括民主改革)的大方針，卻從來沒有被有效的否定掉。原因是這些以自由法理原則為名，卻與一般同學的功利、保守心態呼應的反對者，往往只有反對的原則，而無完備的反對綱領，更缺乏的是反對的決心(例如自組積極的反對派參選內閣)。其次，就是學生組織的少數先鋒領導，已慢慢學會耍官僚手段、玩程序－－也就是學曉(權謀上的)「政治」。

十一年過去了，學生組織的理想訴求沒有變，學生會和同學的關係沒有變，學生組織的少數先鋒領導模式也沒有變，反對學生會脫離同學的聲音，主要來自那一些學科的同學(如中大的聯合政政系)也竟沒有變，變的只是爭議的課題，只是外界的反應。

九三年四月，機場又有少數學生示威，今次不是接機而是送機，不是「迎擊」殖民主義者，而是「追擊」所謂「親中新貴」。十一年前罵學生支持的「民主治港」方案幼稚的傳媒評論，今次同樣罵學生幼稚過激。當日反共的「維持現狀派」的大旗，已由今日親共的「平穩過渡」論者承繼，只有「愛國青年學生」在文匯報、大公報蒸發掉，代之而起的，只是十數個「不知好歹、逆歷史潮流，受人操縱、滲透、別有用心，愛搞顛覆的」「滋事分子」。來自聯合書院山頭的反學生會之聲如樣重複，同學一樣罵這些學運分子脫離群眾......。歷史在重演，在重演。一切都是那麼熟悉，但一切又好像全沒意義。當日一馬當先支持回歸，受盡痛罵的，今天或明天可能是作為香港罪惡滿盈，妨阻統一大業的旗手而獲罪。

專上學聯在六四後出版了一本「我們在遺忘歷史」，對照國民黨在「反內戰」運動鎮壓學生的手法，及六四共產黨鎮壓學生的手法，發覺何其相像。又聽人說，當年南韓在街頭示威推翻李承晚政權的學生，是光州暴動指揮鎮壓學生的同一班人－－歷史原來就是由諷刺寫成，歷史永遠是一種「重複」(repetition) 。尼采說這是一種難以承受的「永劫輪迴」(eternal recurrence)。

十多年來的香港學運還是走回到原來的起點，無論你用左的還是右的語言，都無法貫穿這條「愛國青年學生」由出現以至蒸發掉的歷史。八十年代的學生政治，不是(也同時是)左派或右派的興衰史，也沒有什麼是「風流雲散」掉。在寫不通(也活不通)的歷史面前，只有一次又一次的「抉擇」而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