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4月1日 星期四

安徒:對 "愛國青年學生" 的憑弔----又見機場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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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愛國青年學生" 的憑弔
----又見機場示威

信報

一九八二年中,當時大多數香港人對於所謂香港前途問題還是不甚了了,一批資本家開始北上訪問,促請中國儘快處理香港問題,一些由文化界和學者組成的關注團體,如香港前景研究社、香港觀察社等,開始發表了一些前景模式的建議。「模式」的熱潮開始出現,各自提出什麼「中英再簽五十年約」、「中英共管」、「聯合國託管」、「租借」等……不一而足。在這些由香港精英分子共同研製的模式中,卻獨缺支持「收回主權」的方案。當時香港社會的保守氣氛,可以歸結為一個想法,就是「維持現狀」──而保持現狀的最根本保證就是,權力(包括主權,治權)盡可能不要交回中國。

八二年中,當時的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華,就是挾著這些香港「自發」表達的「民意」赴京,提出「三條中英條約有效論」──也就是說,香港島和九龍半島是永久割讓地,香港前途安排要由此基礎開始,迫使中國接受諸如延續「新界租約」之類的安排。

「三有效」論一旦成立,香港的建制精英大可安心投資,「繁榮」可以持續,香港的保守共識將會如虎添翼,殖民體制會維持下去,如蝸牛的社會改革步伐只會更加放慢,香港人的民族認同將會更為淡薄,或至消失。在當時由建制派人士、老反共人士主導的「民意」格局當中,中共當局和本土新一代的社會改革者,幾乎沒有任何突破的缺口。戴卓爾夫人訪華,鄧小平面告收回香港主權的方針,回擊「三有效」論。但在香港的民情輿論中,幾乎是毫無反應。

正在此時,戴卓爾夫人訪京後連隨訪港,麻木的香港大眾,一如麻木的香港大專學生,並不感覺「三有效」論有何不妥,反正那些條約是鐵一般的歷史事實。只是,有一小群「邊緣」的學生組識中人,基於一點點含糊的、承繼自七十年代學運的民族主義熱情,自發地發起了一場十人左右的「機場示威」。當時學生的慌亂和不成熟處,使他們到了機場也幾乎找不到戴卓爾夫人座駕的出口,更缺少為記者擺「甫士」的職業習慣。更怕港英無理鎮壓,親自向機場警署「報到」,給警方困住大半句鐘。直至夫人駕到,一瞬揚長而去,「打倒三條不平等條約」的紙板還未及舉起,抗議口號零星落索,後來只有一名在場記者趨前查問,翌日只有不過數十字,用放大鏡才找得到的報道。

兩日後,在各院校湊了不足三十人到立法局,向準備在那裡會見議員的戴太再度示威,聲勢竟不及另一批不知從那裡動員來「支持維持現狀」的老太公、老太婆。一班同學,慌慌張張,但總算給照了幾張照片─翌日只有文匯報小幅報道。

不過,再過兩日,形勢突然大變,大陸人民日報報道:「連日來香港各界及青年學生紛紛發起示威、集會、抗議,駁斥三條不平等條約有效論」(大意),香港左派報章顯著轉載報道,並另加評論,大事誇獎香港青年的愛國傳統,不愧為中華民族的兒女......。」

「愛國青年學生」一出,「收回主權」就被大陸傳媒演繹為是受到本地「廣泛」支持的民族大義。鄧小平的偉大方針有了香港「民情」的基礎,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方案於是相繼出籠,當日「愛國青年學生」的「義舉」儼然成為典範,一直到談判、草簽,以致基本法的頒布。

八二年這群「愛國青年學生」的「過激」和「脫離群眾」雖受「左派」推崇,但在校園是不斷受到圍剿的。他們發覺,雖然自己自命是承繼著「火紅年代」的「認中關社」大原則,有批判性地支持民族回歸的立場,然而八十年代初的大專生,巳沒有多少個真正委身於這種共識。學生領袖雖然仍盤據學生組織週圍,緬懷過去學運的光輝歲月,以傳統承繼者自居,但入世、功利畢竟是學生的主流心態。「神聖」的民族立場,在前途問題的衝擊下,首次受到挑戰。中大以聯合書院政治行政系學生所信奉的「自由法理主義」作出的反擊最為強烈。在八三年,港大更牽起震動一時的「致戴信事件」。牽頭支持一國兩制,反對維持現狀的學生會,受到各種指責和反對,自由主義的反對浪潮,後來更釀成一種打破學生會當然入會制的求。同學說,「你們一小撮不代表我」!

不少這些激辯,是令人情緒投入的,正反的支持者大都是真誠的。而更有趣旳是,
就算來自學生組織外的反對派同學的圍攻是多麼激烈,學生組織的「民族認同」和要求「社會改革」(包括民主改革)的大方針,卻從來沒有被有效的否定掉。原因是這些以自由法理原則為名,卻與一般同學的功利、保守心態呼應的反對者,往往只有反對的原則,而無完備的反對綱領,更缺乏的是反對的決心(例如自組積極的反對派參選內閣)。其次,就是學生組織的少數先鋒領導,已慢慢學會耍官僚手段、玩程序--也就是學曉(權謀上的)「政治」。

十一年過去了,學生組織的理想訴求沒有變,學生會和同學的關係沒有變,學生組織的少數先鋒領導模式也沒有變,反對學生會脫離同學的聲音,主要來自那一些學科的同學(如中大的聯合政政系)也竟沒有變,變的只是爭議的課題,只是外界的反應。

九三年四月,機場又有少數學生示威,今次不是接機而是送機,不是「迎擊」殖民主義者,而是「追擊」所謂「親中新貴」。十一年前罵學生支持的「民主治港」方案幼稚的傳媒評論,今次同樣罵學生幼稚過激。當日反共的「維持現狀派」的大旗,已由今日親共的「平穩過渡」論者承繼,只有「愛國青年學生」在文匯報、大公報蒸發掉,代之而起的,只是十數個「不知好歹、逆歷史潮流,受人操縱、滲透、別有用心,愛搞顛覆的」「滋事分子」。來自聯合書院山頭的反學生會之聲如樣重複,同學一樣罵這些學運分子脫離群眾......。歷史在重演,在重演。一切都是那麼熟悉,但一切又好像全沒意義。當日一馬當先支持回歸,受盡痛罵的,今天或明天可能是作為香港罪惡滿盈,妨阻統一大業的旗手而獲罪。

專上學聯在六四後出版了一本「我們在遺忘歷史」,對照國民黨在「反內戰」運動鎮壓學生的手法,及六四共產黨鎮壓學生的手法,發覺何其相像。又聽人說,當年南韓在街頭示威推翻李承晚政權的學生,是光州暴動指揮鎮壓學生的同一班人--歷史原來就是由諷刺寫成,歷史永遠是一種「重複」(repetition) 。尼采說這是一種難以承受的「永劫輪迴」(eternal recurrence)。

十多年來的香港學運還是走回到原來的起點,無論你用左的還是右的語言,都無法貫穿這條「愛國青年學生」由出現以至蒸發掉的歷史。八十年代的學生政治,不是(也同時是)左派或右派的興衰史,也沒有什麼是「風流雲散」掉。在寫不通(也活不通)的歷史面前,只有一次又一次的「抉擇」而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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