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APRIL 13, 2017
一．
去（2016）年立法會選舉後，我曾打算把一些感想寫下來，除了是坦承失敗，痛切反省，認真檢討，更要向一直以來不離不棄的支持者交代未來去向。我也希望能夠為立法會唯一制憲本土派鄭松泰打打氣：「泰議員，你肩負著十五萬四千多位堅實選民的付託，千萬不要妄自菲薄啊！」但是，當時很多人患了選後躁鬱症，而且病情不輕，我要說的話可能會令許多人感到不快（包括一些候選人）。由於選後要準備長達一個月的美加八個城巿「謝票之旅」，以及編輯、校正《從議會抗爭到司法抗爭–襲擊梁振英》這本六百多頁的「鉅著」，為免滋生紛擾，也就把寫文章的事情擱下來。經過半年的思想沉澱，加上最近一段時間，看到一個又一個年輕人被政治審判定罪，送入監獄，港共政權喪盡天良，與新一代香港人為敵，九十後、千禧後的青少年，因為痛恨港共政權而加深對中國的不滿，已是物理的必然。但是主流媒體刻意淡化香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政治迫害事件，泛民主派昧於形勢，不但沒有伸出援手，也沒有表示哀矜勿喜的態度，卻與這些捍衛公義，勇武抗爭的青年劃清界線。
明儒呂新吾有「為人辯寃白謗，是第一天理！」之説，胡適生前最愛引用這句話，中華民國第一屆監察委員陶百川（1903-2002），曾經替《自由中國半月刊》創辦人雷震、被誣陷兵變的孫立人將軍洗冤，陶百川就是深受呂新吾這句話的影響：「從監察委員任內多年中收到的信件和接見的老百姓，我幾乎天天接觸到一些寃獄或不平，懍於職責和天理，我常常想盡我棉薄，助其洗雪」。
看到此間為義受逼迫的青年，孤立無援，受盡折磨，我除了口誅筆伐，什麼都做不了，內心十分沉痛！
時日曷喪，這是香港本土青年最艱難的時刻，我決定提筆寫這篇文章，向他們表達我微不足道但發自內心最真誠的關切。
二．
今天香港很多民主派政團，面對專權政府，理論應手，口號當行，卻沒有什麼祟高理想。但是另一方面，「民主回歸」的意識形態，又使這些人無法擺脫「中國情懐」；組織政黨，參加選舉，並不是基於主體自由的自覺，以爭取民主精神，民主制度的實現，而是甘於劃地為牢，委屈求「存」；「仰體」中共領導人的對港「施恩」的同時，又期待其能「俯看民意」，使「高度自治」不要淪為具文。這些不中不西的政客，所謂「中國情懷」，所謂「民主回歸」，其實就是不敢質疑中共統治中國的合法性，但又不得不承認中共是一個反民主的政權，於是一廂情願，「苦撐待變」，期待這個一黨專政的寡頭獨裁統治集團能夠「自我完善」；他們一廂情願的認為只要中共進行體制內改革，中國一旦民主化，香港雙普選自然水到渠成。
香港的「民主回歸派」顯然沒有從歷史吸取教訓。
中國大陸四十年代的所謂民主黨派，為共產黨鳴鑼開道，以為共產黨取代國民黨之後，中國可以長治久安；中共建政初期，這些「民主人士」賣乖取巧，也得到了一些好處，到了五七年「反右」，全部被打成「右派」，身心受盡凌虐，有些人被「入住」秦城監獄，才真正領教中共的殘酷本質。
徐佛（復）觀先生在《中國政治問題之兩個層次》（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六日，《民主評論》二卷十八期）一文中指出：「⋯在大陸的時候一般搞黨派的人，因政協時代托共產黨的牙齒餘惠，沾得若干便宜，便得意忘形，至今尚以為一談民主便是搞黨，搞到了黨便可坐地分肥，不斷的發表黨派代天行道的怪論，而毫不知愧恥。殊不知民主下面的黨派，其政治上的地位，並非決於黨派本身，而係決於選民的抉擇，未經過選民的抉擇所取得的政治權利，從民主的觀點說，都是一種盜竊。民主需要黨派是為了便於選民的抉擇，並非以黨派代替選民的抉擇。」徐先生六十多前的文章，鞭辟入裡的分析，用來形容香港的「民主人士」三十多年來的言行，相信一樣確切。三十二年前（八五年）香港立法機關已經開始引進間接選舉，二十六年前（九一年）亦有部分議席直選；九七「回歸」已經二十年，請問說好的「民主」在那裡呢？香港的民主黨派爭取了至少二十年的雙普選遙遙無期，到了今天他們仍然不知愧恥，與港共政權勾肩搭背，脅肩諂笑，更以促進和諧為由，表示要給共產黨的奴才林鄭月娥機會和時間，去修補由港共政權一手造成的社會撕裂。
台北市市長柯文哲調侃香港「沒有選舉，連自由的靈魂也沒有」！這句話他應該要講清楚一點，那就是：「香港的民主派連自由的靈魂也沒有」！
攝於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四日，民主黨領導層與中共駐港代表密室會談前（中聯辦照片）
二〇一〇年五月，民主黨走進中聯辦與中共密室談判，出賣「五區公投」，出賣「自由的靈魂」；二〇一七年三月下旬，中共欽點香港特首有了結果之後，在「赤色恐怖」陰霾密佈，政治檢控無日無之的「政治寒冬」之際，泛民主派政黨提出要與港共政權「和解」，出賣了因為捍衛公義而失去自由的青年義士，再一次出賣「自由的靈魂」！
盧梭說：「放棄自己的自由，就是放棄自己做人的權利」。旨哉斯言！
香港前途就是葬送在這幫「以為一談民主就是搞黨，搞到了黨便可坐地分肥」的賣港賊身上！
看到此間泛民主派的不堪，顯示香港缺乏有崇高理想、明慧固執的政治反抗運動領袖，在泛民主派政客的心目中，最想做的是構築現實政治勢力，增加與權者討價還價的籌碼。這就是為什麼一到選舉就會喪失理智，散播謠言，抹黑對手，無所不用其極！打擊本土派比港共手段更加狠毒。「青年新政」梁頌恆、游蕙楨被禠奪議席，泛民主派沒有強烈譴責行政、司法干預立法；但他們卻會覬覦出缺的議席，秣馬厲兵凖備參加補選。
當然，他們一定會告訴非建派的選民：這是關鍵一席，不能「益咗建制派」！
到了補選的時候，如果梁游宣布參選，要奪回原本屬於他們的議席，泛民主派的金主黎智英又會赤膊上陣，親自操刀，再寫一篇「不要讓陰謀論得逞」之類的文字，一如舊貫的毀謗、抹黑、抹紅：「收咗共產黨錢，鎅票，鎅民主派票，益建制派！」
三．
我很愛讀韓愈的古文，少年時代讀過一篇《柳子厚墓誌銘》，其中一段到今天還是能夠背誦如流：「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指天日涕泣，握手出肺肝相示，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少愧矣。」
少年時不求甚解，年紀愈大愈能細翫其意。從政之後更加明白「勢傾則絕，利窮則散」是什麼一回事。
政黨同志本來就為相同而團結，為同一理想即使在艱苦卓絕的環境也要親愛精誠，更不可以輕言放棄。當年蔣介石被孫中山先生委以重任，出仼黃埔軍校校長，整軍經武凖備北伐，卻曾因飽受黨內譏評甚至抹黑一度請辭，中山先生在蔣的辭呈批曰：「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總在堅忍耐煩，勞怨不避，乃能期於有成。故不准辭職！」蔣亦懍於「安危他日終須仗，甘苦來時要共嘗」之義，排除萬難，勗勉奉公，終至北伐成功，統一中國。
如果不是「道義的結合」，而是「利害的結合」，即使同一陣營以至同一政黨的成員，很快便會因為私利私害而反目成仇，互相攻訐。我曾先後參與組織兩個反對派激進政團，亦曾領導選戰取得議席，兩次都是不歡而散，除了是我個人的性格缺陷所致，很多時候也是因為「同志間」的私怨發酵，於是感情萌動，理性止步，引發黨內鬥争，再由內部矛盾上升至敵我矛盾，最後分崩離析。我的性格似乎適合在政治路上踽踽獨行，無黨無派，「我為東道主」。然而，面對港共政權的專政，政治抗爭可以單打獨鬥，可以不需奧援的嗎？「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徬徨」，孤踪獨往，孤立無援，到頭來只會加深「有心殺賊，無力回天」的痛苦！人性的怯懦、醜陋在香港政治圈最為明顯，靠政治吃飯的固然是率多政棍，那些為了「嶄然見頭角」的年輕人，或者賣乖取巧，或者行險以僥倖，「倖進者」一旦在政治上稍有憑藉，志得意滿，很快便變得面目模糊！
從事政治抗爭運動的人，沒有「依仁蹈義，舍生不渝」的自我期許，反而着重於現實利害，當然不會有不避豪強，勇於犯難的精神。
去年九月立法會選舉，揭櫫「全民制憲，重新立約，永續自治」大纛的「熱普城」，遭到嚴重挫敗，五區參選總共取得十五萬四千票，新界西鄭松泰以五萬四千票高票當選，其餘四區高票落選，我在九龍西僅以四百票之差輸了給初次參選的「青年新政」游蕙楨，結束八年的議會政治生涯。年輕選民「棄黃保游」，這也許是世代交替的結果。但投票前夕，泛民陣營以金主黎智英為首，利用其所卵翼的新舊媒體舖天蓋地抹黑「熱普城」，戴耀廷的「雷動計劃」更以「雙黃」（黃毓民及黃洋達）為主要打擊目標。去年九月五日上午，選舉結果公布一刻，在選舉中心的泛民中人如陳淑莊之流欣喜若狂，忘情地歡呼，「佔中三子」之一的陳健民，其後更在「面書」上毫無顧忌的「情不自禁」流露對黃毓民敗選的「歡欣鼓舞」之情。
果然，泛民學棍、政客沒有一個是無辜的！
追究黎智英、戴耀廷選舉舞弊（非法）行為，促使亷署立案調查，舉證困難，要將這些人繩之於法當然不容易，即使在政治道德上予以批判，恐怕也會換來「輸不起」的譏誚。毓民接受選舉挫敗的事實，亦已經公開表示由於努力不夠，令支持者失望，感到十分抱歉。「全民制憲，重新立約，永續自治」的主張得不到選民支持，公投制憲運動失敗，「熱普城」選舉聯盟解散。我則決意退出政壇，回歸文化傳訊及教學崗位。
四．
可是，「熱普城」陣營及支持者，頗有一些人無法接受選舉結果，於是懷憂喪志，甚或諉過於人；亦有人「於不疑處有疑」，製造影子敵人，動輒扣人「通匪」帽子；至於選舉期間的恩怨情仇，亦在社交平台喧囂、聒噪不已。最不堪的還是先在面書出現所謂「政治清算」，然後由虛擬而實際，對於曾經是同道的人「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清黨或清算，我都是不以為然，但也沒有責難任何人，倒是有人愈玩愈興奮，矛頭甚至指向 MyRadio 及我身邊的人，這是令人非常遺憾的事情。最莫名其妙的是，我的秘書陳金在「毓辦」工作超過八年，一直堅守崗位，敬謹從事，從來𣎴涉入朋黨是非，她的「面書」內容只談風月，上載的照片都是吃喝玩樂，竟然也不容於某位「敵我分明」的「面書」朋友，有了第一次被「block」的經驗。原來搞清算是要寧枉毋縱。
他們是要向我傳遞一些什麼訊息呢？
莫非是「成功之前，我們絕對不能放棄清算」？
私怨、朋黨，埋沒了真相，也掩蓋了理性；這樣的人還可以相信嗎？
五．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在台灣求學期間，一位基督徒長者送了一本《荒漠甘泉》（Streams in the Desert）給我，這是一本「解經」（聖經）的書，每日一篇按照經文內容，深入淺出，娓娓道來，勉勵讀者努力奮鬥的文章。我在香港小學、中學時代讀的是天主教學校，被基督宗教「熏陶」了許多年，聖經科成績也很好，但是在台北的那個時候（威權統治時代），每天都是去牯嶺街找被警總查禁的書來看，對《荒漠甘泉》自然興趣缺缺，直到七十代初在香港加入中國國民黨之後，從蔣經國的著作《風雨中的寧靜》中，知道蔣介石在每日每篇《荒漠甘泉》的文章都作批註，也就是一種讀後的感想，於是便開始讀這本書，往後每當讀書仼事遭遇到困難，《荒漠甘泉》便成為我的「心靈雞湯」。
二月十日的《荒漠甘泉》：
「親愛的弟兄，不要為自己伸寃。」（羅馬書 12:19）
許多時候靜比動要費力，靜是力的最高效能，對於那些一無根據的最惡最毒的控告，主始終「什麼都不回答⋯⋯連一句話也不要說」，以致審判官甚感稀奇，對於那些無理的侮辱，不堪的虐待和嘲笑，連旁人都會激起憤怒，可是主始終鎮靜，祂大有能力，纔能不動，凡曾受過冤屈、毀謗、虐待的，都知道維持鎮靜，需要何等大的力量。
使徒保羅説：「沒有一件東西可以搖動我。」（使徒行傳 20:24）
使徒保羅不是說：「沒有一件東西可以傷害我」，傷害一是一件事，搖動又是一件事；使徒保羅的心頂仁慈，我們沒有讀過有哪一個使徒曾像使徒保羅那樣痛哭過。雖然保羅的心頂仁慈、頂溫柔，但是卻沒有一件東西可以搖動他，他的看法和我們的看法不同，他不貪安適，他不以性命為念，他所追求的只有一件，就是對主至死忠心，要得主的喜悅。
從政十年（在議會八年），我兌現競選承諾，「顛覆議會文化，提高議事質素，加強監察政府」，於是左攻親共建制狗黨，右伐偽民主派政棍，批判特區政府的倒行逆施，更是聲色俱厲。我因而四面受敵，不單主流媒體一面倒圍剿，亦有建制泛民政客與及不少基督教人士加入討伐行列，企圖「消滅黃毓民」，去（一六）年九月四日他們終於「滅黃」成功。十年來，我曾受過不少寃枉、毀謗，甚至禍及家人，很多時候都會因而感到沮喪、失望，甚至憤怒；「為人辯寃白謗，是第一天理」，但是作為基督徒，則要聽從聖經的話：「不要為自己伸寃！」讀了《荒漠甘泉》二月十日這一篇，才知道含寃不伸，任人羞辱，即使遭到「最惡最毒無根據的控告」都不答辯，是需要何等大的力量！
《荒漠甘泉》這一篇文字，讓我在反省自己過去的思想和作為的時候，有更深入的體會與認識。
六．
「青年新政」梁頌恆、游蕙楨被褫奪立法會議席，新界東、九龍西各一個議席需要補選，頗有一些支持者，與及不時在街上，也會有民眾表示希望我參加競逐，敗部復活，重返議會。我在很多場合包括網台 MyRadio 一再重申我不會參加補選，理由如下：
第一、梁游二人是民選議員，除了按照基本法第七十九條規定[1]，不論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皆不可以禠奪其議員資格。二人因特區政府及行政長官梁振英入稟法院司法覆核，要求裁定二人宣誓無效，褫奪其議員資格，高等法院以至上訴庭，先後裁定梁游二人喪失議員資格，看來，二人的終極上訴（終審法院）很大機會被駁回。如果梁游二人被裁定褫奪議席定讞後，特區政府公布補選日程安排，相信梁游二人定必參加補選，基於政治倫理，我決計不能與梁或游去爭奪一個原本屬於他們的議席。
第二、去年我們參選是為了推動「公投制憲」運動，希望藉由立法會選舉「熱普城」五區當選，然後「五區總辭，變相公投」；選舉結果，「熱普城」僅得新界西一區當選，「公投制憲」運動」失敗。參加選舉只是手段，爭取真正的自治才是目的。
我們不應亦不會為了搶奪立法會議席而參加補選。所以，我是不會參加將於不久之後舉行的立法會補選！
第三、「江山代有人才出，一代新人換舊人」，香港政治現正處「世代交替」的時刻，像我們這些「嬰兒潮世代」的人，不應阻擋年輕人的前路。我已經年逾耳順，逐漸走向古稀之年，而且有嚴重的眼疾，「三高」亦佔其二，是時候「向政治說再見」！
我要感謝上帝的恩典，祂安排我在這個時候退下火線，讓我可以更謙卑的生活下去，多一些時間陪伴家人，活到六十五歲了，試問有什麼比「含飴弄孫」更快樂！？
現在最想做的是多讀一點書，整理塵封的資料，希望可以發表幾篇有水平的學術（傳播）論文和中國近代史硏究的文章。
當然，我會繼續主持網台節目及撰寫時論；口誅筆伐、闢邪辨佞，四十多年來，始終如一。
説到告別政治，令我想起捷克前總統哈維爾。二〇〇二年九月十九日，捷克總統哈維爾[2]（V’aelav Havel）在紐約市立大學學生中心發表演說，這是他總統任內最後一次在美國的官方訪問，當日的講題是：「政治，再見」（A Farewell To Politics）。哈維爾是一個很特別的政治家，因為他兼具詩人、劇作家、異議分子及國家元首的多重身分；他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位所有演講文稿，都是自己撰寫的政治家。他是一位身體力行從事道德政治的政治家。他在演講中回顧總統生涯時提到「那時候，我變得對自己很沒有把握，也變得更加謙卑。⋯日復一日，我愈來愈擔心我無法勝任，或把事情搞砸。寫演講詞對我來說已是愈來愈艱難，每一次下筆，我只會愈恐懼我會一次又一次無可救藥地重複自己。我更害怕自己會可悲地缺少預期的能力，以致我多少顯得沒有資格擔任這項職務，以致我儘管有好好的信仰，也仍然犯上更大的錯誤，以致我不再值得信任並因而失去繼續擔任這項職務的正當性。⋯總而言之，我似乎愈來愈疑惑，面對我自己也不例外，我的敵人愈多，我就愈偏向他們的想法，我也就成了我自己的頭號敵人。我如何能說明我性格中這完全不可思議的發展呢？一旦我不再是總統，亦即明年二月初卸任後，也就是說，一旦我有時間從政治抽離一陣子，並與之保持某種距離，再一次恢復為完全的自由人，並開始寫作政治演說之外的東西時，我也許會進一步思考這問題。」哈維爾對政治和政治行為的深刻反省，凸顯他就是道德政治的實踐者。（他在《政治與良知》一文中說：「我贊同政治是實踐的道德，對真理的服務，站在人類立場上對同胞慎重的關懷」。
流亡美國的中國詩人貝嶺，是收錄哈維爾十三年總統任期中重要演講文章的著作《政治，再見》中文版編輯，他也曾經在一九九九年九月在布拉格總統府專訪哈維爾。貝嶺在《政治，再見》中文版的序言説：「此刻，他強調了他將向政治告別，但是在一個如此危機、如此複雜、而且如此災難性的世界上，像哈維爾這樣一個集劇作家和知識分子特質的政治家，真能
告別政治嗎÷
二〇一〇年一月六日，是《七七憲章》聯署人向當年的捷克政府遞交《七七憲章》文本三十三周年紀念日，哈維爾與其他聯署人一起前往中國政府駐捷克使館，遞交一封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公開信，抗議中國政府以言入罪，判處《〇八憲章》發起人，二〇一〇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十一年監禁。二〇一一年十月十八日，哈維爾在家鄉逝世，這位推翻了共產主義制度的人民英雄，從事道德政治的政治家，終於真正向政治告别！
七．
我「向政治說再見」是指不再從政，退出政壇；包括不會參加或組織政治團體，不會參加選舉。
但是，我不會也不可能離開政治，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政是眾人之事，治是管理的意思；管理眾人之事就是政治」，人之所以不能離開政治，因為人不論在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皆不能離開社會，不能離開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孔夫子這句話的意思很清楚：人不能和鳥獸同群，我不與人打交道而同誰打交道？如果天下太平，我就不需要提出什麼改革了！
很多人喜歡說：我很討厭政治。也有很多人（包括政府官員）説：香港太政治化！人們可以有很多理由討厭政治，但是無法避開政治的影響。「天下有道」（民主政治實現），你可以過問政治，也可以不過問政治；你過問政治的時候，不會有人說不准你過問，不會有人說你「尋釁滋事」，或者被扣上「煽動顛覆」的罪名；你不過問政治的時候，不會有人強迫你非過問不可，更不會有人說你不「愛港愛國」。過問與不過問政治都是自由的選擇。
所以，我退出政壇，不等同於不再過問政治。香港正處於鉅變之中，多少年輕人墮入惡法網羅而被交付政治審判；正由於是政治審判，良心、理性、公義，都成為罪惡與羞辱；而真正的罪惡卻可以不被人民審判而繼續肆虐！此時此刻，此情此景，我可以無動於中，可以不聞不問嗎？正如我在《從議會抗爭到司法抗爭-襲擊梁振英》一書自序說：「我們身處一個價值混淆，是非顛倒的時代，我們即使無法成為與魔鬼決鬥的勇士，但是在我們的前後左右，也決計不可以有安放魔鬼的位置！」
八．
去（一六）年的立法會選舉「熱普城」公投制憲慘敗，本土民權運動損兵折將，元氣大傷；「偽港獨派」梁頌恆游蕙楨二人當選後，躊躇滿志，乃至在宣誓就職「躁進」賈禍，被港共政權藉詞二人宣誓無效，入稟法院司法覆核，結果遭禠奪議員資格。本土派冒起短短未及三年，即被消滅於萌芽狀態。二〇一六年初旺角警民衝突事件，由於有不少警員受輕傷，被專權政府定性為「暴動」，不但親共政團及附共民間團體強烈譴責本土青年義士破壞社會安寧，必須嚴懲，連泛民主派政客亦陪着起哄，侈言抗爭必須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真不知人間何世！於是港共政權更加有恃無恐，濫捕濫告，「赤色恐怖」籠罩香港！
「回歸」二十年周年，梁匪振英任期屆滿前夕，香港開始產生大批年輕的政治犯！
看到很多年輕人因為捍衛公義而墮入惡法網羅，被投入政治黑牢，心𥚃十分難過。梁振英這個政治惡棍，羅織罪名，製造寃案，將一個又一個的大好青年送入監獄，真是神人共憤。
香港的本土民權運動艱難險阻，但是新一代的年輕人突破禁忌，打開缺口，港共政權寢食難安，假面被戳破後露出豺狼本相，氣急敗壞，再卑鄙、惡毒的事情也會做得出！
我在這𥚃呼籲各位年輕朋友，港共政權已決心盲幹到底，你們必須冷靜沉著，不能盲動，不作無謂犧牲；韜光養晦，休養生息不是退卻，在沉潛期間可以更加堅定信念；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時間在你們這一邊！
黃毓民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四日
耶穌受難日 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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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如有下列情況之一，由立法會主席宣告其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一）因嚴重疾病或其他情況無力履行職務；（二）未得到立法會主席的同意，連續三個月不出席會議而無合理解釋者；（三）喪失或放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的身份；（四）接受政府的委任，而出任公務人員；（五）破產或經法庭裁定償還債務而不履行；（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區內或區外被判犯有刑事罪行，判處監禁一個月以上，並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解除其職務；（七）行為不檢或違反誓言而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譴責。
[2] 捷克斯洛伐克資深作家、劇作家哈維爾在一九六八布拉格之春後，因為爭取言論自由受到政治迫害，多次被投入政治黑牢，一九八九年參與天鵝絨革命，哈維爾領導的「公民論壇」，以和平方式推翻共產主義制度，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被選為捷克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總統，一九九二年，捷克斯洛伐克解體，捷克共和國成立，翌年哈維爾當選總統，二零零三年卸仼。二〇一〇年一月，參與《就劉曉波案致胡錦濤公開信》的聯署。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八日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