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3日 星期三

曾澍基:由紛雜到多元?香港政治的兩個推測

3/11/2004

紛亂和出路

香港近幾年的社會與政治紛亂狀態,源自殖民地的歷史包袱、過渡期症候群、以及在1997之前設計出來卻大有漏洞、半生未熟的「次民主」制度。經歷董建華低效率和備受打擊的管治後,情況更趨嚴重。在以往的文章,我總結了本地兩個最根深柢固的問題:一、由「死硬反共」到「機會主義式愛國」的紛雜意識形態;二、建制內外政治精英的發育不全。

要克服問題,我們應該發展廣義的社會民主,即促進崇尚理性溝通的公民社會,平和地處理分歧。它有助培育較成熟的政治文化,特區若出現多元而避離極端的權力中心,北京神經過敏的機會將會降低。這對香港可能是一個次優、非激進,但較持久的解決方案。民主政體失敗或無法有效運作,在世界上和歷史裏例子頗多。

社會與正規的民主化

我並沒忽視正規政治架構的民主化,因為我認為本地病源之一是缺憾明顯的「次民主」體制。制度既然失效,自當需要糾正和改善。早前,我也曾批評人大就香港選舉所作的解釋及決定。

但是,「正規民主化」的任何倡議者均須面對「一國兩制」的現實,除非他打算採取公民抗命或發動叛變。我的立場──民主回歸──與之有異,可能被視為過份妥協。我尊重那些作出另外選擇的人士,只要他們貫徹始終,了解其行動後果,願意承擔責任而不是找他人代為「付鈔」。固然,如整體環境出現重大轉變,各方都應該檢討自己的立場。

無論如何,對我來說香港目前的情況頗為清楚。缺乏廣泛的社會民主化過程配合,普選本身並非很有效的排解衝突和制訂政策的機制。

不幸地,於過往一段時期,上述兩方面似乎未能相輔相承。因此,我們難以假設「增加直選及間選立法會議席」與「實現民主」之間存在簡單的正面關係。例如,民主黨的內部管治亦被批評為缺乏民主。同時,議員、活動家、傳媒工作者的政治評論和對話水平,一般趨向低降。當某些終日高叫「全民普選」的焦點人物,表現得幾乎毫無包容、文化深度,甚至在若干情況下連誠懇也闕如,人們大有理由感到氣憤。他們部分只顧發表偉論,而非與人溝通。如果他們掌權,我實在沒法肯定他們會否成為比董建華更好的政治領袖。

制度民主化和社會民主化對香港皆屬必須。我們的爭取,不應限於叫喊「人民萬歲」式口號──作些為傳媒度身訂做的上街示威及指定動作表演。社群成員在生活各個層面都要體現民主,即使對方的立場和自己南轅北轍,亦應與其開展理性討論。我們須尊重少數人的權利,尋求共識;共識未存而面臨拍板時,則爽快地接納大多數人的決定。

吊詭的04立法會選舉結果

表面上,最近的立法會選舉結果充滿吊詭。儘管經過兩次七一遊行,泛民主派仍未能取得壓到性勝利。有評論者說,中港的高官都毋須服用「鎮定劑」。眾所周知,他們的確舒一口氣。

在地區直選,泛民主派獲取約六成選票,得到30席中的18席(60%),與其原本預計相距頗遠。連同功能組別30個議席的結果(其選舉制度並不公平,但所有人早已知悉遊戲規則),親北京的民建聯上升為立法會第一大黨,自由黨成為第二大黨,民主黨第三。總計泛民主派只得25席,尚欠5席才達半數。另方面,激進的直接行動主義者「長毛」梁國雄,以及前烽煙節目主持鄭經翰均高票當選,相信會令特區和中央政府感到有點那個。

分化的紛雜還是包容的多元?

選舉結果如此「討好」,出乎很多人士所料。為何「人民力量」沒有體現為將「保守派」如民建聯的候選人逐出立法會,替泛民主派帶來大勝?選民透過這些各方(民主黨除外)都感到「滿意」、「可接受」或至少「不太困擾」的結果,希望表達什麼訊息?

這代表了持續的紛雜、對立,還是新建立的多元、包容?提出解釋之前,容許我引述自己去年9月在一個研討會上的幾句說話:

「除未能高瞻遠矚與執行乏力外,特區政府的政策搖擺不定反映出香港意識形態的紛雜。……97前,社會研究者就港人對北京既反感又恭順的矛盾態度展開過討論。我懷疑,他們所做的調查捕捉了『割裂的樣本』,表達敵意和敬意的其實來自相異的群眾。

無論如何,政策搖擺絕不會有利共識的出現。所有人都可以稱聲其倡議的政策未被政府落實,以及未在現實世界被測試過。結果,沒有任何觀點曾被歷史印證或否定。這就是香港發展失去方向的其中一個原因。」

當時我對香港人「紛雜的意識形態」(好像民調中的割裂樣本)作出批評。民眾意向紛紜,莫衷一是,重大事情根本難以達成共識。加上其他的環境與制度因素,特區的亂象乃浮現出來。

固然,民主與排擠異見,萬眾歸心屬兩回事。各界人士可持種種分歧的看法,關鍵是他們能夠和而不同,以文明的態度對待即將落實的大多數決定。畢竟,「民主」的制度也須運作,政策總會違逆部分人的心意,惟最終仍要執行。

換句話說,民主意味一個包容多元的社會,而非紛雜、割裂的社會。類似環境與資源等公眾財富,社會和諧很容易被「公共的悲劇」所動搖,市民不應恃著自由的名義走向偏鋒,自我中心地對社會兩極化及其負面影響熟視無睹。作為群體一份子,他們應互相了解,減少分歧,並調和先前的偏激立場,這就是學者所說的「成熟政治文化」。互諒互讓有助化解「投票悖論」-----以多數決定作基礎的體制反令社會癱瘓的矛盾。當然,新情況經常出現,上述過程在一個充滿活力的群體裏將永沒休止。

回到04年的選舉結果。對那些真正感到失望、真心相信民主的人士來說,希望猶在。如果發生的其實是港人嘗試「調和先前的偏激立場」的話,結果根本就無吊詭含義。

當「長毛」梁國雄肯花費精力爭取建制內的一席,某些事情肯定已經轉變。如今他更大勝歸來,莫非表示投他一票的人預期他政治上趨向「成熟」?抑或希望他為立法會或特區帶來革命?類似問題同樣適用於鄭經翰。將一個言詞尖銳、以抨擊政府起家的人送進立法會,是否九龍東選民的用意?還是投票者視他為醒目但具責任感的政治家?

兩個迴異的推測

就一次的選舉結果,我們得出兩個截然不同的推測,即是,結果代表香港意識形態紛雜的情勢持續,或者是包容性的多元政治氣候開始出現。孰真孰謬?若第二個推測正確,就有更多的理由支持制度民主化應該加快步伐。

我們需要等候多久,才會知道答案?

2004年4月17日 星期六

王卓祺、曾澍基:後釋法時期的觀念轉變

信報財經新聞  2004-04-17 P07 | 評論-中港評論 | By 王卓祺、曾澍基


  日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歷史可能將中央釋法定為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釋法標誌著香港實質的進入「一國兩制」。首六年中央政府對董建華領導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信任,所以採取「善意放任」或「善意不介入」的政策;釋法是中央首次主動介入特區政治事務;上一次一九九九年人大釋法,中央是被動的,是應特區政府要求。基本上,香港首六年享有高度自治。看來,今後中央會主動介入香港政治事務,以體驗「一國」,這樣香港的政治生態會有基本的改變。

  人大常委會釋法次日,喬曉陽、李飛及徐澤等三位中央要員便蒞臨香港,向港人解釋釋法,其初步成效是正面—港人頗為受落和顏悅色、說理及開放(接納民主派議員)的溝通方式。這是中央釋法後採取的後著,跟著特首董建華要趕快向中央提交政改原則性的報告。這個後著的後著並不像董先生「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習性。明顯地,特區政府這邊廂是因應中央「善意介入」香港政改爭論的回應。從這事例看,釋法標誌著香港的政治生態已經有實質改變。香港政黨及民間爭取普選的團體的對手並不純粹是特首董建華,主要還有中央政府。



中央不安心、港人不寬心



  目前,很多香港人還不認同中央政府履行《基本法》內「一國」的角色,還被理解為對香港高度自治的粗暴干預。四月十一日民陣的反釋法萬人遊行可以看到香港人之中普遍對中央政府就算是善意的介入,都不信任。明顯地,這是忽視了香港的高度自治是在「一國」的前提下實行的。這一政治現實,正正是中央政府對介入香港政治的根源所在。為何中央政府要一改它六年來「善意放任」的對港政策?

  沒有信心、不安心、不放心等形容詞,顯示中央政府對特區政治改革藍圖的憂慮。它的憂慮,例如特首及立法會的「雙普選」會否選出有外國關係及敵視中央政府的人士?對於我們這些接受西方程序性公平的人來說,這是較難理解的,我們只著眼於選舉的公平性、認受性,而沒有考慮如何把「一國」的觀念體驗在選舉設計之中,使中央放心。正正由於中央政府不安心、不放心,部分普選設計的言論沒有體驗「一國」,而只有「兩制」,它又怎樣會開綠燈容許香港推行普選?若筆者及一些朋友的觀察是成立的話,普選時間表並不一定是中央政府最關心的問題,也即是說,若在選舉機制中體驗「一國」,使中央政府放心,哪個年份的普選也不一定是最重要問題。

  不過,政改問題的另一面是「兩制」;即是說中央完全放心也不能解決問題—這也不能解決特區政府認受性不足的問題。在這一點上,香港人如何寬心也是關鍵的。過去六年董先生領導的特區政府令絕大部分港人十分不寬心,就算他們明白普選制度不一定可以解決所有香港的問題,但若他們有份參與選特首的話,他們會寬心一點。



接受次優選擇



  現在中央不放心、不安心,它又怎會對普選開綠燈?但反釋法遊行,又反映香港人對「一國」的不信任,這困局如何解開?我看關鍵還在於接受「一國」的前提,香港是在中央政府授權下的高度自治。若此,香港的理想選舉制度設計並不是以「最優」為選擇,而是「次優」的選擇。因為要平衡「一國」及「兩制」的矛盾,我們要放棄部分執著,我們要接受政治現實。因為我們既要中央放心—願意下放權力讓香港高度自治,也要使香港人寬心—選舉設計要增加認受性。因為平衡這兩個互相衝突的目標關鍵是選擇「次優」,而不是執著「最優」。這不僅香港人要放棄「最優」的選擇,中央政府也要這樣。

  如果香港人有妥協的觀念,對政改的訴求便不可能純粹從「兩制」出發,也應該考慮「一國」的角度。這個平衡「一國」「兩制」的觀念十分重要;因為經歷二十三條國家安全也不能立法,中央政府不放心而加強介入的取向是清楚不過的。因此,香港人一定要在觀念上接受妥協,接受「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在普選的設計中加入「一國」的元素,接受「次優」的選擇,然後要求中央作出妥協,讓香港人推行「兩制」的高度自由,才有成事的可能。

  中央政府若對香港雙普選開綠燈,也是一種妥協。除了上文提及不安心的因素外,它亦要考慮國內政治體制的現實,這也是一個不容易下決定的問題。

  不過,香港目前政治的困局,中央政府是要承擔相當部分的責任。董先生做一屆做得不好還容許他再做一屆,中央政府也是造就香港人強烈普選訴求的因素。因此,中央有責任回應香港人的民主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