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寶強：「本土」、「主體」、「解殖」、「文化研究/新社會運動」 ─ 「文化．政治．香港的未來」研討會斷想

嶺南大學主辦 「我們的未來」系列~ 文化、政治、香港的未來 ~ 研討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日

香港的研討會辦得不少，在報章等傳媒發表的文化討論也多不勝數，然而，真正「基於強烈的價值關懷、具政治介入作用的文化論述」(羅永生語)卻似乎還不多見，這體現在研討會和在公共媒體發表的文化論述往往缺乏深入的知性交鋒(intellectual debate)。嶺大文化研究系主辦的「文化．政治．我們的未來」研討會系列，正是嘗試創造一個公共的空間，讓各種有關文化和政治的議題有機會產生深入的知性論?。而作為第一節研討會--「文化．政治．香港的未來」--的主持人，除了控制發言時間以外，似乎也有責任把講者的論點稍為整理，以延續進一步的討論。

「文化．政治．香港的未來」研討會的四位講者論述的焦點，可以簡單概括為「本土」、「主體」、「殖民/解殖的反思」、「論述/文化政治 vs 新社會運動/參與政治」等四個面向。而從天星事件後回看「文化．政治．香港的未來」研討會，可看到研討會上曾提出的香港本土性、主體性、殖民性和社會運動等議題，又再次在大眾傳媒中佔一定的版位。然而，什?是本土？主體？殖民/反殖/解殖？(新)社會運動？

本土

在研討會和其後整理的發言稿中，羅永生提出了把「本土性作為一種文化策略」，希望更有效地介入香港政治。羅永生認為：「衡量本土性的，並不能單固著於既有特質，也不能單靠回溯一個純粹未受 “污染” 的本源，而是要以主體性的能否發展、豐富、成熟為依歸，奴性、依附性、順民心態能否被消除作為標尺。」羅區分兩種本土性：「(a)未有主體性覺醒的本土性，它所關注的僅僅是地方色彩、生活方式、方言、生活習慣等；(b)具主體性覺醒的本土性，應包含尋求地方自主的反殖 (解殖民) 文化策略」。只有(a)而缺乏(b)，羅稱之為 “脫期的本土性”。對羅永生而言，解殖不等於簡單的反殖，因為後者經常會「本質化了一個簡單的本土自我，而認識不到，自主的後殖民自我身份和主體性，需要的是持續的自我反思」；因此，解殖有時可包括批判民/國族主義的反殖民負面經驗。

如果羅永生的分析有點抽象，那?馬國明的發言(稿)或許是上述觀點的一個更具體的版本。馬國明以絲襪奶茶和「大笪地」為例(他在現場發言時的例子是以刀削梨的 band 3 學生和茶餐廳的「正宗日本綠茶雪榚」)，嘗試說明本土文化其實是「源自升斗市民為了生計而發揮的無限創意」。不過，殖民者以至南來文人卻對這些老百姓的地道文化視若無睹，結果是「香港那種由低下層人士在艱苦的掙扎求存的過程裡實現的事物都無緣被視作文化」，只被視作「社會的負累」或「文化負資產」。對馬國明而言，香港(本土)文化並非什麼「中西文化薈萃」、「嶺南文化」等空洞無物或互相矛盾的陳腔濫調，也不是坊間不少根據粵語流行曲、電影或電視劇集的研究所「想當然地以某些人的本土意識作為香港社會的本土意識」。相反，「本土」其實是產生自升斗市民的日常生活，「從這裡出發，再經過眾多被壓迫的祖先的經歷也許便是久違了的香港本土文化」。

胡露茜和司徒薇則不約而同地以跨地域的社群和身份補充了羅永生和馬國明的本土性/本土文化的論述。與羅永生類似，胡露茜也認為香港正身處民族主義和殖民主義兩種文化霸權(胡稱之為「父權意識形態」)的「雙重夾擊」；然而，自我定位為女性主義神學和民主運動、婦女運動及公民社會運動實踐者的胡露茜，似乎並不完全分享以本地文化研究社群作為言說對象的羅永生的擔心--「身份認同是沒有本質的，流動不居的，視乎語境和關乎策略定位」的說法已逐漸成為文化研究的常識(甚至陳腔濫調)。借用 Abbas 的「漂流／漂泊身份」概念，胡露茜提出我們應該以一種去自我中心的意識來重新建構超越香港人國民身份的跨國界、跨亞洲的世界公民身份，間接地提出了本土性需要包含超越香港的亞洲以至全球視野。司徒薇更直接地提問，所謂香港的本土性，指的究竟是誰的本土文化?是新移民的文化？還是包括少數族裔的文化？司徒薇認為，要避免民粹和排外的自我(本土)中心沙文主義/原教旨主義，我們應重新想像「本土」，展開香港內部的多元文化想像，並建議應以「多元在地化」的概念來替代「本土化」。


主體

主體性是研討會的另一個重點，但為什麼要討論主體性？什麼是主體性？如何建立解殖的主體？四位講者的發言(稿)都或多或少、直接或間接觸及到這些問題。羅永生首先提出淺薄香港意識(「馬照跑、舞照跳」)是香港人主體意識薄弱的結果，而殖民主義的陰魂不散，表現於港人未能完全脫離奴性、依附性和順民心態，無法產生獨立的「個體意識、批判意識、求真意志，以致公民主體的權利與責任」。缺乏主體性的歷史的具體表現，恐怕就是馬國明所說的糊裡糊塗去殖，而非充滿主體性精神的解殖。

也許，香港不少中學師生的行為，可以在某程度上印証這種羅稱之為「香港人主體性的殘缺／難產」的現象。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關注的往往並非個人的興趣，也不是批判和求真，而是能否符合/滿足教師的要求；教師在面對他們不大認同的教育政策和校長要求時，也很少實踐他們作為公民主體的權利與責任，而更多時候會以犬儒順從的心態，甚或積極為政策解話的方式(張虹的?錄片《中學》末段香港教師「圍攻」一位澳洲同工的片段是典型的例子)來回應。

然而，馬國明提出的經常喝絲襪奶茶和活躍於「大笪地」的「升斗市民」，以至刀法如神的 band 3 學生和生產「正宗日本綠茶雪榚」的茶餐廳老板，他們充滿自信和生命力，擁有無限創意，似乎難以完全用奴性和依附性來概括，他們的主體性可有難產或殘缺？此外，胡露茜強調漂泊的港人在殖民偏安的空間中求存的意志，是否只產生了羅永生引用呂大樂所謂的「淺薄香港人意識」？還是同時也在彰顯一種民間多元的主體性？而司徒薇與胡露茜在強調的主體性的多元性的同時，也提到了自我與非自我的關係。循此進路，另一個問題將是：少數族裔和邊緣社群的存在，如何影響「香港人主體意識」的建構？四位講者大概都同意建立解除殖民宰制的主體的重要性，但對於如何才能有效達致這目標的理解，卻並不完全相同。他們之間的分別，首先反映在對殖民主義遺產的分析，以至對未來文化研究和社會運動發展方向的期許。

歷史的回顧? 殖民的反思

司徒薇最直接指出必須要總結和反思香港的殖民經驗。她認受到冷戰/統戰思想與操作的影響，香港從未清理根深蒂固的「殖民性與中國帝國中心種族想像」--具體體現在對小數族群的種族歧視與排斥新移民，以至「不敢直接對抗殖民壓迫的內化」。羅永生的香港殖民歷史，則以七十年代作為轉捩點，由高等華人與英帝國主義勾結的管治，轉化成彌漫著「淺薄的香港意識」的「脫期本土主義」，當中只有「現代化」建設，缺乏現代性的計劃，因而也缺乏強調能動性、創造性、個體精神的主體，導致香港充斥著中環價值、大香港主義等缺乏主體性的文化。九七年後並沒有改變這格局，因為港英殖民政府在離港之前主動進行本地化，吸納新一代華人菁英，淘空本土的反殖力量，使有主體性的本土意識難產。

馬國明一方面呼應羅永生所指的香港並未完成(展開？)解殖民的過程，認為「香港雖然在名義上已脫離殖民統治，但卻從來沒有進行解殖運動，甚至連殖民統治的歷史和性質亦不甚了了，因而未有根除某些殖民歷史的習性」。另一方面，從老百姓日常生活出發的史觀，卻讓他看到了活在殖民統治下的升斗市民的生動主體，並?有完全被殖民政府的各種馴化大計所消弭，儘管由這些升斗市民創做的香港本土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殖民歷史的影響，必須「經過翻譯後才被人們認識」。胡露茜則直指殖民主義的遺產可能產生的正面作用。她提出，殖民主義時期為漂流到港的幾代移民，提供了一個「偏安」的空間，儘管短暫，但卻轉化成他們生存的機會。對幾代移民來說，這種偏安的生存空間，是否孕育了他們作為「主體」的欲求和能力？

論述/文化政治 vs 新社會運動/參與政治

建基於對殖民歷史不盡相同的理解，四位講者提出的(文化)政治介入方向，也有分別。羅永生指出，「區分身份認同論述和主體性的論述十分重要。因為當前關於香港身份認同的論述，無時無刻不在進行當中」。羅永生不斷強調從上到下的身份打造的過程從沒間斷地進行，他引述 Abbas 所說的消失底視若無睹並非是遺忘，而是透過不斷給予身份和答案而完成。有了現成的答案和身份，自然會對答案以外的真實視若無睹。循此，羅建議本土文化運動和研究應「以香港當下的實際文化構成出發」，「建立以主體性為批判論述基礎的本土性文化論述」。對羅永生來說，主體的建構恐怕不會自然從日常生活/社會運動實踐中產生，而是需要透過積極的文化中介的干預才能完成。他總?說：「如果文化研究不想自己也變成一種陳腔濫調，而是活躍於成為轉化性和改革性政治的中介，發揮文化研究論述的能動性作用，則區分文化身份定位論述，和以主體性為關懷的文化研究論述，實在是當務之急」。

馬國明的建議，可簡單概括為告別陳腔濫調，並發掘升斗市民和他們被壓迫的祖先的經歷。因此，他所強調的是較接近羅永生提出的批判論述工作，儘管側重的議題和方法不太一樣。

司徒薇同樣向文化研究社群發出警告，指出應避免阿 Q 式的文化研究(例如指個人消費就是反抗)，但她認為主體性建構的過程，並不是論述的結果，而是在實踐中才有可能完成。?她來說，當前應鼓吹的「實踐」，包括建基於多元在地原則的社區運動、跨境運動和參與式民主，「把主體抗爭從愛國、到愛家人、到愛本土的愛恨身分政治中釋放出來，重新連結香港研究到亞洲研究、跨境研究與運動當中」。

胡露茜的建議距離羅永生強調的本土主體稍遠而更接近司徒薇倡議的跨境研究與運動，她更具體地提出了三個社會運動方向：「從中港分隔到跨境共融；從國民身份到打破種族彊界的世界公民的身份；從本土到與移民勞工的結連」。

這些不盡相同的建議，建基的是對香港殖民歷史的不同面向的強調，以至言說對象的不一樣。當中一些基本的分歧，似乎在於主體性是在社會運動/參與政治過程中才能形成(司徒薇)？還是需要文化的積極中介--包括製造各式語言和論述(羅永生)？儘管馬國明和胡露茜強更調的老百姓日常生活踐行的生存智慧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已構成了主體的力量，但他們恐怕不會忽視論述作為中介的重要性，這可以在馬國明?翻譯的重視和胡露茜對「漂流／漂泊身份」的論述的強調中明顯看出。

另一些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是反思社會運動和文化研究中的「本土」和「主體」。研討會的發言主要集中在批判殖民大計打造的各種陳腔濫調，但這些(或另一些)陳腔濫調是否也充斥在本地社會運動和文化研究的圈子當中？「本土」是否僅僅是對立於「全球化」和中國國族想象的概念？「本土」是否已不可避免包含了全球和中國國族元素？誰的「本土」(第一代移民？新移民？外傭？)甚?時代的「本土」(殖民前期？殖民後期？) 「主體性」只有一種？還是多種？更進一步的問題是，怎樣的社會運動/參與政治才能建立解殖的主體？老百姓日常生活踐行及當中的生存智慧，是否也算是持久的社會運動/政治參與？是否也在建立解殖的主體？是否需要一種有別於殖民大計所支撐的陳腔濫調的新翻譯和論述策略來配合？這些新翻譯和論述策略又是什?？是否算作新社會運動的一部分？

結語研討會的討論基本上環繞「本土」、「主體」、「解殖」和「文化研究/新社會運動」四個焦點進行，而它們之間緊密互扣。作為「文化．政治．我們的未來」研討會 系列的開始，引出「本土」、「主體」、「解殖」和「文化研究/新社會運動」這四個香港文化政治的核心面向，應該能夠為未來的研討會提供可資參考和進一步討論的概念和框架，也希望往後的幾場環繞?不同的文化政治主題的研討會，能夠在不同的議題上進一步豐富和深化這次研討會引出和伸延的重要問題，稍為填補香港長久以來缺乏知性論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