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澍基：歷史吊詭與民主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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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團體促進民主政制聯會，《民主十年專輯》，1994年6月20日。

民主的最大化與最優化

縱觀歷史長河，民主化是個浩蕩的大趨勢：獨裁、專制難以持久，若不更新變革，累積的矛盾因素過了臨界點，將如狂風驟雨地突襲，把歷史推往更高軌道。

不過，中短期而言，歷史又充滿轉折，前進與倒退交錯：晚清到現時的一百年就是最切膚的例子。不少仁人志士，在爭取民主的過程裏付出了各種代價，部分未及目睹理想的成果，另些卻反過來變成當政者，自願或非自願地建立新的專制。更且，最民主的口號，背後卻可能隱藏著最極權的現實，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最慘痛的教訓。

比較穩定的議會民主制度集中在先進工業國家裏出現，是不無原因的。發展中國家面對種種的內外壓力及挑戰，連生存也可能成為問題，民主既非唯一目標，亦非萬能的手段，用先進國家的標準，它們自然難以合格。

不要忘記的是，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困境，是由帝國主義所造成的。中國差不多被列強瓜分了，怪自己之外，倒要怪外人。中國未能較快地「民主化」，帝國主義者必須負上責任。

歷史的教訓似乎是這樣的：(一)民主化只能在一定的現實條件和制約之下進行，陳義過高可能無效，或者帶來與設想對立的反彈；(二)特別對落後國家來說，民主是多重目標的其中一個，也是多重手段的其中一種。

換言之，單純地追求民主的「最大化」不會是最適當的路線。民主的「最優化」，至少應該考慮這兩種因素。

民主回歸的設想

上述是「民主回歸」取向的一個基本出發點。香港的九七問題所針對的：乃非殖民地化(回歸)的解決：但它也創造了「契機」，使香港可以在民主和改革方面，踏出一大步。「契機」的主要前提，在於中國有主觀的誠意及客觀的需要來推行「一國兩制」。「契機」的重要後延效果之一，是香港實驗對中國發展的示範效應。

「民主回歸派」的設想，集中於前提與後果的反饋，形成所謂「中港關係的良性循環」：在互信的基礎上，擴大改革(包括但不單是民主改革)的空間，以及吸收各自經驗的可取部分。這類相互影響應無強制性，也不屬甚麼「和平演變」的陰謀或陽謀，因為香港和中國都同時在變，並沒有既定藍圖要加諸對方。

「民主回歸派」當然認識到：中港的關係不是完全對稱的。中國乃中央政府，香港將成為「特別行政區」─地方政權；中國的歷史包袱、制約和任務異常複雜；相對之下，香港的問題可算是「小兒科」。在推進香港的民主化的過程裏，這些複雜的「國情」和因素應詳加考慮。

說到底，民主只是整個中港發展公式裏的眾多變數的其中之一，沒有必要在短期內把它推至「最大化」的、義無反顧的極端。長期的「民主最優化」可能比短期的「民主最大化」更切合中港發展的最終利益。

民主回歸的沒落？

民主回歸的落實，需要一定的主客觀基礎。八四年的中英聯合聲明及其後的兩三年，某種良性循環似在運作；但八八、八九之後，形勢開始逆轉。主觀而言，中港的互相了解及諒解的底線迅速暴露；「六四」又把溝通的規則搗爛。九O、九一的「蘇東波」、九二年的「肥彭旋風」，都進一步削弱了民主回歸的基礎。

一些對中國國情素來缺乏認識的人士走上了歷史前台，另些對民主回歸只有口頭承諾而無任何真情的受不了現實選舉政治的壓力，也移入了香港本位的角落。「六四」驚情未了的中國保守派，潛藏的「君臨天下」心態不斷展露，作威作福的取捨中偏向重壓。於是，良性循環開始演化為惡性循環。最後，可能只有用政治角力來解決。這個局面是筆者極不願意見到的。

歷史歸位的選擇

筆者並非中共的同路人，對其不少作為亦無好感，但從中國整體長遠發展利益著眼，始終希望它能自我改革更新，減低振興中華的代價。俄羅斯與東歐的轉折，前共黨勢力在波蘭、匈牙利等國家回朝，提供了不容忽略的啟示。中國人民受苦太久了，能否再邁向「盛唐」境界？過程中可不可避免腥風血雨？是民主之外的重要課題。雖然「民主回歸」路線現時飽受衝擊，我依然未有放棄希望。

然而，歷史歸位，各有自由。不作「忠實反對派」，可實行「公民抗命」，甚或公開地反叛、革命。活動可在建制(議會)內，或建制(議會)外進行。不過，理想與現實的各種矛盾，手段與目標的貫徹性，適宜清楚地考慮，而大多數中國及香港民眾的福祉，應放在最高位置。